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叶菲姆脱下靴子，伸出脚来让我看。乍一看，没什么特别的。可要仔细一端详，在脚掌上可以看出几道疤。
叶菲姆伤心地说：“快长好了。这也没办法，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嘛。”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他。
“你说这个么？”叶菲姆说：“尊敬的同志，这是我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受的伤。革命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现在哪个人不想沾点革命的光：这个说我参加过革命，那个也说我为革命流过血，作出了牺牲。你瞧，我可有真凭实据。这是没法瞎说的……尊敬的同志，虽说我过去不是工人，论成分，是喀琅施塔得城里的市民，可是我运气好，那时候倒真为革命作出了牺牲呢。尊敬的同志，我让革命的汽车给压伤了。”
说到这儿，叶菲姆神气活现地瞟了我一眼。他一边缠裹脚布，一边说：“是啊，我是让一辆卡车给压伤的，这跟一个过路人或者一个什么无名小卒撞了车可不是一码事，也不是因为什么粗心大意或者眼神儿不好。我是在革命最热火朝天的时候，赶上了这档子事的。您认识过去那个奥列欣伯爵吗？”
“不认识。”
“是这么回事。过去我在这个伯爵家里当差，给他家擦地板。怎么说呢，反正一礼拜得去擦两次，当然一次还要上蜡。那些伯爵老爷可喜欢地板打蜡啦。要我说呀，全是胡闹、瞎花钱。当然，打蜡地板挺光溜的。伯爵老爷们阔得很，要什么就有什么。
“有一回可出了事了：比方说，礼拜一我给他们擦了地板，到礼拜六就革命了。擦地板是礼拜一，革命是礼拜六。在礼拜二那天，也就是革命前四天，他们家的门房跑来叫我：‘快去吧，叫你哪！伯爵老爷家遭偷了，丢了东西，怀疑是你干的。快去吧！要不你的脑袋就得搬家！’
“我披上外套，嘴里胡乱塞了点吃的，就往老爷家跑。
“到了老爷家，撞开门就进了屋。
“一瞧，太太正大发脾气，站在地毯上直跺脚。
“她看见我，哭着问：‘哎，叶菲姆，是你偷了我那块女表，九十六开金，四周镶着钻石的。’
“‘太太，您说什么呀！我一个男的，拿您的女表有啥用？这不是笑话吗。对不起，请您原谅我说话没礼貌。’
“她大声哭着说：‘不，就是你偷的，准是你。’
“突然伯爵亲自出马了，他对在场的人说：‘我有的是钱，丢块表我根本不在乎，可事情不能这么就算完了。我不愿抽你的嘴巴弄脏自己的手，我要叫法院给我追回损失。你给我滚吧。’
“我朝窗外看了一眼，就出去了。
“回到家，我一头倒下，心里甭提有多难受啦。因为我真的没拿他们家的表呀！
“躺了一天，又一天，茶不思饭不想，老在琢磨那块镶着钻石的表能丢到哪儿去呢。
“到了第五天，突然脑子里蹦出了件事儿：老天爷啊，那块表是我顺手扔到小粉盒里去了。我从地毯上拣起来，还当是个项链，就把它放到粉盒里了。
“我披上外套，没顾上吃东酉，就跑上了街。伯爵老爷住在军官大街。
“我在街上跑着，不知怎么心里有点犯疑惑：路上的人怎么都古里古怪地侧着身子走，象怕挨上枪子儿炮弹似的，这是怎么啦？
“我问过路的人，回答说：‘昨儿个发生十月革命啦！’
“我加快步子，使劲地直奔军官大街。
“到了老爷家门口，看见有一大群人，旁边还停着一辆汽车。我心里一动：可别让汽车压着啊。可汽车没动……好啦，没事儿。我凑上前去打听：‘这儿出什么事了？’
“‘我们正逮捕贵族分子，要把他们押上汽车。我们要消灭这个阶级。’
“突然我看见那边押着人过来了，正是我家的老爷，我挤开大伙儿，喊道：‘您那块表在粉盒里呢！那块该死的表在那个小粉盒里！’
“伯爵老爷真不是个东西，他理都不理我，就上了汽车。
“我朝汽车奔过去，该死的汽车不早不晚偏在这个时候呜呜地响了。车轮子正好撞着我，把我甩到了一边。
“我想：‘得，算为革命牺牲了。’”
说到这儿，叶菲姆又脱下靴子，懊恼地打量着脚掌上的伤疤。接着又穿好靴子说：“尊敬的同志，你看见了吧。我为革命吃过苦头，可以说是作出了牺牲。我倒不是说，这就了不起，可我也不能任人家欺侮。房管会主任丈量我的房间面积时，把我屋子里五屉柜下面的那块地方也算进去了。他还欺侮人，说什么你这五屉柜下面该算半米左右吧。这半米不是让柜子占着吗，凭什么算进去？这柜子还是老爷家的呢。”
（1923）⑧
顾亚铃 白春仁 译
d
演员
，＿
这故事是件真事，发生在阿斯特拉罕，是一个业余演员讲给我听的。
下面就是他讲的。
诸位，你们问我当没当过演员，我当过。在剧院里演出过，接触过这种艺术。其实全是扯淡，一点没意思。
当然喽，如果往深里琢磨一番，这种艺术也有不少好处。
比方说，你一出场吧，观众就盯着你。观众里免不了有熟人，有你老婆的亲戚，有楼里的邻居。你往下一看，有人冲你直挤眼，那意思是说：瓦夏，别害怕，气壮一点。你呢，给他们也递个眼色，说甭操心，老兄，我明白，我心里有数。不过，再细想想呢，这行业又没什么意思，光是叫人发火。
有一次，我们演出话剧《谁之罪》。
这出戏很感动人。其中有一幕是一伙强盗在舞台上抢劫一个商人，演起来挺真实的。商人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可还是给抢了。戏挺怕人的。
我们演的就是这出戏。
在戏快开场的节骨眼上，扮演商人的业余演员喝醉了。酒性一发作，这位老兄就神智不清，看来他演不了啦，他一到前台，故意去踹电灯泡子。
导演伊万·帕雷奇对我说：“第二幕不能让他上了，这狗东西会把灯泡全踩碎的。是不是你替他演一下？观众稀里糊涂的，不会认出来。”
我说：“老兄哟，我可上不了台，您别找我。我刚才吃了两个西瓜。”
他却说：“好兄弟，帮帮忙吧。演一幕也成，说不定过一会儿他能清醒过来。你不能耽误宣传教育工作嘛。”
他到底把我说服了，我上了台。
我穿着自己的上衣和裤子，正好和剧情相符，这样我就登台了。只有胡子是粘上去的。就这么着，我上场了。
观众虽说是稀里糊涂吧，也一下子就认出了我。
他们说：“啊，瓦夏出来了！别害怕，气壮点……”
我说：“我不会害怕的，关键时刻嘛！演员醉了，上不了场，在那儿吐呢。”
戏开演了。
我在这一幕里扮商人。我高声吼叫，两条腿朝强盗乱踹。这时觉得有个演员好象真把手伸进了我口袋。
我把上衣裹紧了，躲着演员们。
我挣扎着，照强盗的脸打去。这可是真打。
我说：“别靠近我，你们这些混蛋，我和你们说真的。”
他们还是按照剧情不停地朝我扑过来，最后真从我身上抄走了钱夹（里面有十八张十卢布的钞票），还要扒我的手表。
这回我喊的都不象人声了：“救命呀，公民们，他们真抢了！”
这么一来，戏的效果可好极了。稀里胡涂的观众赞叹不已，大鼓其掌。他们喊道：“使劲呀，瓦夏！使劲呀，揍他们！亲爱的，朝他们脑门上打。”
我却叫道：“不行呀，弟兄们。”
说着我就冲他们狗脸抡拳头。
我定睛一看，有个演员打出了血，余下的混蛋发疯似地扑过来。
“弟兄们，”我叫道，“这是干什么，凭什么我得受这个罪？”
这时导演从后台探出头来。
“瓦夏，好样的。”他说，“演得太棒了，继续往下演。”
我看光喊是白搭了。因为不管你喊什么，反正都符合剧情的要求。
我扑通一声跪下了，我说：“弟兄们呀，伊万·帕雷奇导演呀，我可受不了啦，快拉上幕吧。我攒了点钱，全给偷走了！”
这下子，好些舞台工作人员听出台词不对，便从后台走出来，谢天谢地，提台词的也从小木棚子里爬出来说：“公民们，他们当真抄走了商人的钱夹。”
幕算是放下了，又给我递过一杯水，让我喝了个够。
“弟兄们，伊万·帕雷奇导演，”我说，“这算什么呀！有人借着演戏把我的钱包掏走了。”
于是对演员们来了次搜身，可是钱没有找回来。有人把空钱夹子扔到了后台。
钱就这样报销了，好象一把火给烧了。
您不是说这叫艺术吗？我们懂！我们演过！
（1925）①
顾亚铃 白春仁 译
……
也有这样的事
；
万尼亚·列坚佐夫找到工作了，这可是千真万确。
他眼下在一个联合企业工作。
这事说来也怪。万尼亚既没有靠山，也没有特别的关系，又不是党团员，什么门路都没有，可他倒找到了工作，你说怪不怪！
人们都说，现在到处搞裙带风，走后门，一个没亲没故的要找个牢靠的工作谈何容易！不对，此话差矣！
万尼亚·列坚佐夫在联合企业里就什么熟人都没有。不要说有权有势的熟人，他压根儿什么人都不认识。他只认识一个搬运工人，还是临时工，又是非党群众。临时雇用的搬运工人能有多大神通？！
一天，万尼亚·列坚佐夫来找这位搬运工，他把两瓶酒往桌上一放，说：“我说朋友，你知道，我没有后门可走，我又不是支部委员，你多多帮忙吧！”
搬运工说：“亲爱的朋友，我能帮什么忙呢。没有后门就甭想轻轻松松捞上个工作，这个你也明白。”
可是事情倒搞得挺顺利。
去年这个搬运工给联合企业的会计师搬过家具，他跑去对会计师说：“尊敬的会计师同志，过去我帮您搬过家具，只碰断了洗脸架的一条腿，别的都没嗑着碰着。求您把万尼亚·列坚佐夫随便安插一下吧。这个臭小子没有后门可走，什么关系也没有，又不是党团员。没有后门，这小子可真走投无路啦。”
会计师说：“亲爱的朋友，没有关系怎么成呢？我可没法儿帮忙。”
事情也真凑巧，万尼亚这小子可真走运。
会计师第二天去找副经理签字，就对他说：“经理同志，您知道吗，现在没有后门，简直就没活路啦。”
“怎么呢？”副经理问。
“是这么回事，”会计师回答说，“有个小伙子因为没有后门弄得走投无路，哪儿都找不到活儿。我们也不能给他安排工作。”
“那当然，”副经理说，“没有关系哪能安插这种家伙。没有后门他就得吃苦头啦。”
正说着经理来了，问道：“你们谈什么呢？”
副经理说：“你看，经理同志，有个小伙子，叫列坚佐夫。这家伙什么门路也没有，东奔西走地找工作，可哪儿也找不着呀。”
经理说：“让他上我们公司来吧，先看看再说。同志们，我们用人不能光凭关系啊。没有后门的人也得照顾。”
就这么把万尼亚给照顾了。
人们都说，我们裙带关系和走后门成风。可你瞧，也有刚才我说的那种事……
④
顾亚铃 白春仁 译
。。
一笔糊涂帐
小=＿说。网
公民们，现在谁也弄不清，哪个人识字，哪个不识字。
譬如，有的公民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