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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①
顾亚铃 白春仁 译
。。
没 礼 貌
｛小｝｛说｝｛网｝
我本人没出过国，所以那里是怎么个情况说不上来。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从国外回来。他倒给我讲了不少海外奇闻。
据他说，那里最要命的是资本主义坑人。在那儿要是没钱，连吸口空气都不行。不管干什么事，一张口就是“拿钱来”。擤个鼻涕，也逼着你非付一分尼①不可。
我们国家要钱的地方也相当不少，譬如说，你要是随地吐痰，少不了也得掏腰包。不过怎么说也比他们那里好些。譬如，我们这儿不用给小费。不给小费不要紧，最多是服务员不给你好脸看，或者拽拽你的椅子，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什么：“讨厌的家伙，白坐在这儿干啥……”充其量，如此而已。
也有觉悟高些的服务员，他连椅子也不拽不摔，大不了叹口气，意思是：唉，真有这样的顾客！
可在国外，你要是不给小费，那可要倒大霉的。当然我不了解，因为没去过国外。可我那位朋友遇上过这类事。他到了意大利，想去看看马克西姆·高尔基，但还没有见到高尔基，就把他气回来了。
事情就出在小费上。
可能是我这位朋友钱不够花，也可能他思想古板，反正小费他从来不给。住旅馆也罢，到饭馆吃饭也罢，哪儿都不给小费。
他想，要是给开了头，回家就会一文不名的。
那里服务人员多得简直赛牛毛。不象咱们国内，门口只有一个看门的，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从不给人添麻烦，有时连他的脸都看不见——埋头看报哩。可在那里，一道门能有三十个人替你开。你试试看，小费能给的过来么！
所以我那位朋友就任谁都不给。
他住的第一个旅馆，接待得不错，挺有礼貌。他出入大门，服务员都对他脱帽。
他住了四天，对他一直很客气，接着他去别的城市了。小费嘛，当然照例没给，他要坚持原则嘛。
他来到另一个城市，在旅馆里下了榻。可一看，这里完全是另一码事：没有人脱帽致礼，说话爱答不理的，没个好气儿；茶房装着没看见你，把脸背过去；叫了饭菜，半天也不端上来。
我朋友想：这旅馆太不讲礼貌，哼，我这就走。
说走就走，他又住进了另外一家旅店。一瞧，更糟糕，就差没扇耳光啦！箱子给你乱摔乱扔，饭菜甭提有多糟，按铃叫人，谁也不来，说话没好气。
我的朋友没住上两天，就挺败兴地到别的城市去了。
在这里，旅馆看门的差点儿没把他的脚给夹在门缝里——门关得也实在太快了点儿！他的房间一边挨着水房，一边挨着厨房。再加上茶房走过他房门时，把地板踩得咚咚直响，我那个朋友神经衰弱症又犯了。就这么着，他没见着马克西姆·高尔基，就回国了。
当他正要启程的时候，偶然遇见了一位老同学，便向他诉了一番苦。
那位同学说：“没什么奇怪的，大概你小费给得太少了吧！他们在你箱子上划了减号。他们对旅客都要做记号的：给小费的，他们给打‘＋’号；对蛮不讲理的，就划‘－’号。”
我的朋友跑回去一看，果然箱子左上角有四个“－”号。
我的朋友擦掉这些“－”号，就回国了。
……………………………………………………
①马克的百分之一。
④
顾亚铃 白春仁 译
/d/
骗 子 手
，＿
圣诞节又快到了，报上把它叫做《冬天的节日》，想得真妙。
只不过这节日的思想性不太强，不宜大肆宣传，尤其没必要写和圣诞节有关的各种故事。
既然圣诞节思想性欠佳，那么让我来讲个重工业时代的故事吧。
这也可以算是圣诞节的故事，因为就发生在节前几天，正是发十二月下半月工资的时候。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人们正在出纳处领工资。
值日班的看门人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玛克西莫娃也来了。
她走到出纳台前，翻开工资表，突然大喊起来。
出纳员说：“你再这么喊个不停，我可没法发工资了，那我要关门了。我听见这种叫喊声手就发抖，会数错钱的。”
马克西莫娃说：“我怎么能不喊叫呢。我还没领工资，可工资表上已经有人给我签上字了。”
出纳员说：“要这样，你就靠边儿去吧，我不能给你发第二次。”
不用说，玛克西莫娃吓得要死。问题是马上就要过节，得买东西啊，可这儿偏出了这档子倒霉事儿。
玛克西莫娃当然还是拼命地嚷嚷：“这可太怪了，我真没领过钱啊！”
出纳员拿过工资表一看：“没什么奇怪的，名字没签错，是玛克西莫娃。你一边去吧。”
玛克西莫娃一听又没命地叫了起来：“这是骗子手干的。实说了吧，我不识字。我只能在表格里找到自己的名字，可根本不会写字，当然我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周围的人都证实说，玛克西莫娃确实不识字，应该发给她工资。
出纳员说：“这也太不象话了。要这样，练练签别人的名宇，每个月都可以来冒领工资了。不行，没有主任的同意，我不能发，我作不了主。”
幸好主任倒不是个官僚主义分子，他看了看工资表说：“发给她吧。”
这么着，给玛克西莫娃发了两张十卢布的票子，两张三卢布的，还有五戈比的铜币。
玛克西莫娃欢天喜地回家去了。
人们在出纳科说笑了好半晌：“事情真无奇不有听，不识字居然也派上了用场。”
可是那骗子手却始终没有抓到。
④
顾亚铃 白春仁 译
？？
贫困
弟兄们，现在最时髦的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现在最最时髦的词，当然是“电气化”。
这的确是头等大事——要让整个苏维埃俄罗斯大放光明嘛。可这件事也有它的阴暗面，我倒不是说电费太贵，电费算不了什么，无非出点钱呗。我说的是别的。
是这么回事儿。
我嘛，同志，住在一幢公共套间大楼里。这儿照明原先都用煤油，有人点个灯捻儿什么的，有人点盏煤油灯，有人哈灯也没有，就点教堂里的那种小蜡烛。真够呛！
后来大家都安上了电灯，这是革命后不久的事。
我们这幢楼的楼长第一个安了电灯。本来安了也就完事了。他这人性格内向，心里有事憋着不说。可你瞧着他总觉得不对头，他心里总象有事，一个劲儿地擤鼻涕。
可他什么也不说。
一天，我们那位亲爱的女房东叶莉扎维塔·伊格纳基耶夫娜·普罗霍罗娃向我们宣布说，在我们半明不暗的房里要安电灯了。
她说：“现在都在安灯，楼长屋里都已经装了，我们不能当落后分子。再说，电灯还比煤油灯便宜呢。”
行啊，我们也都装起了电灯。
我们拉上了电线，可一拉开灯——哎呀，我的天啊，四下里又脏又乱。
原先，一大早就去上班，晚上才回来，喝两口茶就上床睡觉了。点上一盏小油灯，反正什么都看不清。现在点着了电灯，再一瞧：这儿扔着一只破鞋，那儿糊墙纸七零八落、破破烂烂的，还有臭虫在墙上紧爬慢爬地朝暗处躲；地上呢，这儿一块破布头，那儿一口痰，这儿一个烟屁股，那儿蹦着个跳蚤。
我的老夭！真要命，看着叫人发愁。
再说屋里那张长沙发罢。原先我以为它还挺不错的，晚上常在那儿坐。现在灯一亮——啊呀！我的天哪，你瞧瞧，这是什么沙发呀！弹簧戳出来了，面子破破烂烂的，里子都翻出来了。这样的沙发怎么坐——看着就别扭。
唉，我想，日子过得太寒碜了。这屋子真没法呆下去，看哪儿都不顺眼，连干活儿都没心思。
我一看，女房东叶莉扎维塔·伊格纳基耶夫娜也满脸愁容，在厨房里叮叮当当收拾个没完。
我问：“房东太太，您忙什么哪？”
她摆摆手说：“朋友，我真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可怜。”
我瞅了一眼她那些家当，可真不怎么样。摆设寒酸透了，到处乱糟糟的，东一堆破烂，西一堆垃圾……这些东西现在让电灯一照，明晃晃的可显眼了。
打那以后，我每天一回到家，心里就不痛快。
每次回家，打开电灯，两眼瞅着灯泡欣赏一阵子，倒头就睡。
后来，我改变了主意。等领到工资，我买了白灰面，动手整修房子。我把破破烂烂的糊墙纸撕掉，歼灭了臭虫，掸掉蜘蛛网，修理好长沙发，还油上了漆。这么一拾掇，打心眼儿里痛快。
总之，我的劳动成效显著，屋子里已是面目一新。
可我们那位女房东叶莉扎维塔·伊格纳基耶夫娜却另有主张：她掐断了屋里的电线。她说：“我呀，朋友，宁愿摸黑过日子，也不愿把屋子照得通亮，让臭虫来笑话我寒酸。”
我千方百计想说服她，并举出种种理由，可她压根不听，她还是那一套：“我情愿住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我没钱修房子。”
我对她说：“我来给您修嘛，不用您花什么钱！”
她不干，她说：“房里亮了灯，照得明晃晃的，我得从早到晚收拾、打扫。没灯也能过，以前不也凑合过来了吗。”
那位楼长也来劝她，差点儿没跟她吵起来，骂她是不可救药的小市民。她硬是不干，寸步不让。
随她去罢，管她呢。至于我，有了电灯过得美着呢。
可不是吗，我想，四周围都照得通亮，我们那些垃圾和脏东西都无处藏身了。
（1925）⑤
顾亚铃 白春仁 译
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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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到处找自己的侄子谢廖卡·弗拉索夫，已经有两天了。到了第三天，他眼看就要坐火车离开这儿，却找着了。这是在电车上碰巧遇上的。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上了电车，掏出十戈比，想递给售票员，抬头一瞧——呆住了。真是怪事，这个售票员好面熟。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又瞧了一眼。没错：正是他——谢廖卡·弗拉索夫，原来在电车上当了售票员。
“哎呀，”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喊叫起来，“谢廖卡！这是你呀，我的好小子？”
售票员一下子窘得不知如何是好，毫无必要地整理了半天票夹子，然后说：“叔叔，您等等……等我把票卖完。”
“好好！行啊。”叔叔喜出望外地说，“我等着。”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露出一脸笑容，对乘客们解释说：“他是我的亲戚，谢廖卡·弗拉索夫，是我哥哥彼得的儿子……我七年没见着……这小崽子……”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兴冲冲地望望侄子，高声对他说道：“谢廖卡，我的好小子，我找你两天了。全城都走遍了，你原来在这儿，当上售票员了。我按地址找过，去了拉兹诺钦街。人家说没这么个人，不住这儿了。我说，你们告诉我，他上哪去了，我是他的亲戚。他们说不知道……原来你在这儿呢，是售票员吧？”
“是售票员。”侄子低声回答。
乘客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亲戚。叔叔高兴得合不上嘴，满心欢喜地看着侄儿。可侄子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正在班上，不知该怎么对待叔叔，对他说些啥。
“这么说，”叔叔又开口了，“你是当了售票员了。是电车上的？”
“是售票员……”
“你看多巧呀！谢廖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