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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什么尽自在这儿坐着？”她站起身来，说。“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出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我们欠下叶果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个卢布便当得多！‘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我觉得再没有人象我们的苦命的丽扎那样可怜了。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样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三品文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蹋一顿以后，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
她的模样显得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象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早，爸爸。你身体好吗？”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常得带她上糖果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淇淋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范例。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淇淋，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阿月浑子冰淇淋，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淇淋，第三个叫做马林果冰淇淋等等。往常她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奶油冰淇淋，……阿月浑子冰淇淋，……柠檬冰淇淋。
……“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阿月浑子冰淇淋，……奶油冰淇淋，……柠檬冰淇淋。
……“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淇淋一 样，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好象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
个问题象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为了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通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
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明白她母亲和我要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受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头脑清醒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臊，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 类想法败坏了我的情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怀愤恨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
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这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这儿从前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 historiamorbi”⑥字样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太太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铜茶壶喝茶。这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 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良好印象的。一般地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的模样，在造成这种倾向的众多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差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的情怀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他们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健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们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打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办公室里，他就小心地为我脱掉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里的新闻。大学里所有的看门人和校工彼此都十分熟悉；因此全校四个系、办公处、校长室、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他有什么事情不知道呀！遇到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谈到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个职务，然后捕风捉影地、详尽地谈到办公室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督学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差不多总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满怀爱心的人才会有的。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长短短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受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愚蠢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
……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 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到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全部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异常恍惚的趣闻以及关于格鲁别尔⑦、关于我、关于巴卜辛⑧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知识界来说，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知识界都象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早就会出现有关它的写成文字的完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献直到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听到尼古拉随口说出许多学术名词，那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对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无知。
「注释」
①皮罗戈夫（１８１０—１８８１），俄国外科学家，解剖学家。
②卡维林（１８１８—１８８５），俄国教授，法学家，历史学家。
③指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一个多余人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④这是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１８２９—１９１１）的一部长篇小说。——俄文本编者注
⑤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人物。
⑥拉丁语：病历。
⑦格鲁别尔（１８１４—１８９０），俄国医学教授，解剖学家。
⑧巴卜辛（１８３５—１８９１），俄国生理学家。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的解剖员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坐在桌子边，低下头在看一本书或者一个实验标本。他是个勤恳谦虚、可是缺乏才分的男子，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头顶已经光秃，肚子已经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许多书，凡读过的都记得清楚，在这方面他简直不是人，而是金子。在别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货车的马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个书呆子。
他眼界狭隘，只注意他的专门学识，一超出他的专门学识，他就跟小孩一样幼稚——这就是他缺乏才能、好似一匹拉车的马的特征。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说：“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说斯科别列夫①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转过身来对着我，问道：“这个斯科别列夫是什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诉他说，彼罗夫②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问道：“他是教什么的？”
看来，即使巴蒂③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而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海枯巴④跟他毫不相干。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面包干到晚上是怎样跟他的妻子一块儿睡觉的。
另外一个特征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的要求。
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也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不幸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流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师们仍旧系着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