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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到居处，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她那泪痕斑斑的脸，扑上些粉，然后坐下来吃晚饭。修士们知道她喜欢吃醋渍鲟鱼、小菌子、马拉加葡萄酒、放在嘴里有柏树香味的普通蜜糖饼。
每次她来，他们总给她送来这些吃食。公爵夫人吃着小菌子，喝着马拉加葡萄酒，幻想日后她怎样彻底破产，孤苦伶仃，所有她的总管、管家、帐房先生、使女，尽管她为他们出过许多力，却都对她忘恩负义，讲出顶撞她的话，她幻想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攻击她，说她的坏话，讪笑她，她呢，就放弃公爵夫人的爵衔，摆脱奢华和交际，隐居到修道院里，对谁也不说一句责备的话，反而为她的仇人们祷告，到那时候大家就会忽然了解她，走到她跟前来请她原谅，然而到那时候却太晚了。……吃过晚饭以后，她走到墙角，在神像面前跪下，念了两章《福音书》。然后使女给她铺床，她躺下睡觉。她在白布被套下面伸开四肢，舒服地、照哭过一场的人那样深深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渐渐入睡了。……早晨她醒过来，看一眼她的表，已经是九点半钟了。阳光从窗子里射进来，床旁地毯上有一条狭长而明亮的光带，朦胧地照亮整个房间。窗上黑窗帘外面，有些苍蝇在嗡嗡地叫。
“时候还早！”公爵夫人暗想，闭上眼睛。
她在床上摊开四肢，躺着纳福，忆起昨天傍晚她跟医师的相逢以及昨天她临睡前生出的种种想法。她想起她的不幸。
后来她又不由得想到她那住在彼得堡的丈夫、总管、医师、邻居、熟识的文官。……一长排熟识的男人的脸在她的想象中掠过。她微微一笑，心想：要是这些人能够深入她的灵魂，了解她，那么他们大家就会扑倒在她的脚边了。……到十一点一刻，她叫她的使女进来。
“达霞，给我穿衣服，”她懒洋洋地说。“不过，先去关照一声，叫他们把车套好。我得动身到克拉芙季雅·尼古拉耶芙娜家去一趟。”
她走出居处去坐马车，迎着白昼明亮的阳光而眯细眼睛，愉快得笑起来。这个白昼美好得出奇！她眯细眼睛看一眼聚集在门廊那儿为她送行的修士们，亲切地点一点头，说：“再见，我的朋友们！后天见。”
她发现医师也站在门廊那儿，夹在修士们当中，不由得又惊又喜。他的脸色苍白而严峻。
“公爵夫人，”他说，脱掉帽子，负咎地赔着笑脸，“我早就在这儿等您了。……请您看在上帝份上原谅我。……昨天我给一种不好的、报复的感情迷住了心窍，对您说出许多……蠢话。总之，我是来赔罪的。”
公爵夫人亲切地笑一笑，把一只手伸到他的嘴唇跟前。他吻着那只手，脸红了。
公爵夫人极力装得象是一只小鸟，一下子飞进了她的马车，向四面八方点头。她心里快活，明朗，温暖，连她自己都觉得她的笑容异常亲切而温柔。等到她的马车向大门口驶去，后来沿着扑满尘土的大道，驶过农舍和花园，驶过盐粮贩子的长串货车和络绎不绝赶到修道院去的香客，她仍旧眯细眼睛，温柔地微笑着。她心想，再也没有一种欢乐比不论走到哪儿都带去温暖、光明、快乐，宽恕侮辱，对仇人亲切地微笑更高高的了。路上遇到的农民们纷纷对她行礼，马车轻柔地沙沙响，车轮底下涌起滚滚的烟尘，随风飘到金黄色的黑麦地里，公爵夫人觉得她的身体好象不是在马车的软垫上颠动，而是在云端里摇晃，而且她本人就象一朵轻盈透明的云。……“我多么幸福啊！”她小声说着，闭上眼睛。“我多么幸福啊！”
「注释」
①意谓“两不相干”，语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诗》。赫卡柏是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王普里安之妻，在特洛伊被围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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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意思的事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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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意思的事情
一
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三品文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 ，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的时候，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像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少，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与他有过亲密的交往。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①、卡维林②、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亲切的友谊。他是俄罗斯所有的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许多也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都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的时候，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些名字，就会被人看作品格不佳的表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极有天赋、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象骆驼那样勤恳耐劳，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污点，对我的名声谁都没话可说。这是幸运的。
享有这种名声的人，也就是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面部痉挛症。我的名声光辉灿烂，我的模样却灰溜溜的，极其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人公③那样，象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陷，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面部痉挛症发作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难忘的想法：“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力。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部分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忆力衰退，思想不大联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我往往忘记常用的词，写信的时候我总是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用德文或者英文写比用俄文写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
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象根本没睡着过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 夜之间心不在焉地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④。或者，为了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忽儿，我的女儿丽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间屋子里很快地说了句梦话，一忽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总是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儿，干裂的木橱劈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作声，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话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着气说，“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服役，薪饷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 ，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使妻子相信：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必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象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象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肥胖、笨拙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害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雅？那时候我热烈地爱上她，是因为她头脑聪明，心地纯洁，面貌俊美，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蒙娜⑤那样，因为她“看重”我的学问。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雅，可是如今，过去的瓦丽雅所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么一点：为我的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