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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的“到民间去”的运动。——译者
1886年1月克鲁泡特金在三年的监狱生活之后恢复了自由，他在巴黎住了短的时期，便去到伦敦。在那里他又继续从事于他在监禁期中所中断了的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哲学的与社会学的基础之研究，写成了一些连续的论文，起先在《反抗者》与《反抗》上面发表，后于1892年印成单行本，题名“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便知道应该把工业生产之最新的发达和农业及近代园艺方面的最近的成就根本研究一番。这个研究的结果使他起先于1888—1890年间在英文杂志《十九世纪》（nineteenthcen－tury）与《公所》（forum）上面发表了连续的论文，后来于1898年增补了许多新的材料，在《田园工厂手工场》②的题名下出版了单行本。这书是作者在《面包略取》中所阐明的见解之当然的增补，它的最近的版本是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刚印出的，内容比初版本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正是新的思想与具体的事实之无穷尽的宝库，我们还可以断定说最近三十年来全部社会主义的文献中，再没有一本比这更重要的著作。
②中译本全集第五卷，原名fields，factoriesandworkshops。
克鲁泡特金很久就知道无政府主义在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秩序之特殊的理解或普通的行动方法以外，还有更深的意义。他愈埋头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界的研究，他愈明白无政府主义乃是一般的、自然的与社会的哲学之一部分，这种哲学的发展与建设必须依据着一种新的方法，不应该靠着玄学的与辩证的方法的帮助，而事实上不幸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两种科学之创立的尝试上，辩证的方法却占了很重大的而且不应有的地位。克鲁泡特金所说的新的方法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归纳的演绎的方法，这个方法他很早就充分理解了的。他素来对于生活的实在现象与科学的确信就有着明晰的认识，他又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和研究家（他的关于亚洲北部山脉与高原的发端的学说，已经使他在科学界中有了相当的名声），因此他对于任何形式的辩证法及其不可避免的谬误推论，便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憎厌。他知道它不仅在近代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上不断地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并且还把大部分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都束缚在它的圈子里面。
克鲁泡特金说：“所谓辩证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家看来，不过是一种属于辽远的过去的东西，久已被科学忘记了的东西。十九世纪中在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的领域内的各种发见，并没有一件是得过辩证法的帮助的。它们全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归纳的演绎法的成就。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与一朵草花的生长，或蚂蚁与蜂的社会中生活之进化等同样，都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因此我们从草花移到人类，从海狸的村落移到人类的都市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来变更我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归纳的演绎法之优越性已经如此确切地被证实了：十九世纪这一百年中间科学的发达所以能够超过过去二千年间的，就全靠着这个研究方法的力量。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当归纳的演绎法开始被人应用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时候，并没有人遇到不得不摒弃这个方法而回到那个黑格尔①复活起来的中世纪的烦琐哲学②的这样一个论点③。
①g．w．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绝对的唯心论之创立者。——译者
②或译经院哲学，因为当时的学问为教会垄断，僧侣集会于经院研究教理，称为经院学者。他们研究学问大抵奉教义为中心，而采取哲学的理论，以证明教会的信仰与人间的认识绝不相反。后人因其谈空理，且支离琐碎，故称它为烦琐哲学。——译者
③见克鲁泡特金的《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中译本全集第九卷）第八章。——译者
克鲁泡特金始终坚守着这个确信。因此当他着手构成他的世界观的建设的方面，起草无政府主义社会秩序的大纲时，他决不肯学从前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榜样，让自己受着思辨的概念与纯粹抽象的假定二者的支配，来向读者变戏法；他专门根据着社会生活的已有事实以及对于过去与现在各种社会努力之精细观察来立论。他开始便搜集那些暗示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就要到来的兆候，然后将组织上本质的事物与偶然的事物分开，以便可以在这样得来的基础上面引出一般的结论。这个方法便必然使他与近代经济学的规制立即发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如今这个名称所包含的一切，大部分都是玄学的公式与诡辩的狡计，不过人们努力给它们加上一个科学的图记罢了。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大部分也沿着这个旧轨道进行。它依据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证引出了自己的结论：资本家靠着榨取劳动者而存在。蒲鲁东与马克思就这样做过了的。然而依照克鲁泡特金的见解，这和科学大体上并没有一点关系，而且也不能是真正国民经济学的本来目的。
“经济学应该被视作一种自然科学，而且应该采用一切精确的，经验的科学所用的方法；它应该追求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它对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位，应该与生理学对于植物和动物的地位相等。它应该是一种社会生理学。它的目的应该是来研究社会之不断增加的欲求（即需要）的总量，而且还研究过去与现在所用来满足此等欲求的种种方法。——即然每一种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实际生活的要求之指示与应用（培根①早已这样说过了），那么经济学也应该来研究怎样以最少的劳力消耗来尽量满足现在和将来的欲求，而为全人类获得最好的效果。”②
①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
②见《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译者
因此克鲁泡特金便把人类欲求之满足作为他的观察的第一义，而显明地与那般对财富之生产异常重视的经济学的代表者对抗。这个好象完全是不重要的区别，实际上却有着一个深的意义。资本主义社会之最中心的本质，便是将个人的致富放在社会全体的负担上面，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物质的价值之生产当然占着最重要的决定的地位。经济学的目的既然是给资本主义制度之社会的认可与必要，找到一个理论的基础，那么无怪乎它的代表者们要把他们的注意集中在生产问题上面了。克鲁泡特金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把财富生产与消费的状况引回到它的本来的基础上；他认为生产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在他，问题的中心乃是：人类欲求的满足；它的本质的意义就完全在这个目的上面。因此在合理的社会秩序之下，欲求之研究便占着最重要的位置，而生产作为它的基础，则应该来完成这个效果。
在这个研究中克鲁泡特金得到的结果和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所得到的完全不同，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现今社会秩序之下人类的生产量已经比较保证万人的幸福所必需的超过很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现在的生产关系之下，生产量实在比较满足我们的生活欲求所必需的少得很多。这应该归咎于下面一件事情：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下走入了完全错误的道路。因此在革命实现以后，单是让各人仍旧继续他的日常的工作，只把如今落在资本家的袋里的“剩余价值”收为社会全体的利益，这样来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信赖这样的思想，即是，我们的全部生产必须建立在完全新的原理上面，并且依着这个原理规划进行，来使一切部分的生产能力大大增高，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万人的安乐。
克鲁泡特金依着详细的科学的研究给我们指示出来：所谓这样的社会状态之可能性决不是空想的；他又向我们证明：在我们经济生活之合理的而且有计划的组织中，生产能力真可以增高到不可测量的程度。然而最要紧的还是先把那个以为近代的“分工”与“工业集中”是绝对必要之盲目的信仰摆脱掉（那个信仰在现代的经济学家看来却是完全无误的教条，而且它又象一个梦魔似的压在我们的身上）。在近代国民经济学的那些伟大的创立者的心目中，这两个现象启示了一个有着无限经济的可能性之新时代，这个新学说的印象竟是如此之深，以致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人们也习惯地把它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之历史地必然的前提条件。然而实际上它不过是那个与社会主义冲突最厉害的资本主义榨取制度存在之前提条件罢了。在如今我们近代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中现出来的千万兆候给我们指示出来，这个不健全的制度，对于生产者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发展，对于社会一般的正常的存续，实有可怖的影响与危害。我们的工业与农业之不调和以及精神劳动与筋肉劳动之不幸的对立，便足以证明这个事实。因此要解决我们的经济生活，适用的口号并不是工业的集中，而且工业的分散，并不是分工，而是全工（劳动的结合）；到社会主义去的路便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克鲁泡特金给我们指出了这个新的发展之正确的指标，这个新发展便是将我们的教育根本加以改造，使我们的全部生产的出产能力大为增高，以便能够毫无困难地满足社会安乐之一切的要求。正是这个确信使得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工钱制度，拥护“自由享乐权”，并且排斥一切将社会所完成的劳动依着它的个别的价值来评价来计量之企图。依据这个理由他便根本否定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以至马克思所定的“特殊劳动”与“单纯劳动”的区别，认为这只是随意的假设。他用他的简明的笔调指出李嘉图、蒲鲁东与马克思等所主张的一件货物的价值当依它所含有的社会的必要的劳动来计算，只是一个缺乏科学根据之无益的思辨。交换价值与劳动量并不互相为比例；要以一个作标准来量其他一个，是不可能的。亚当·斯密说，必要的劳动量一增加，则货物的交换价值也随之增加，克鲁泡特金对这种说法并不表示反对；“不过要从这个引出结论说，因此这两个数量是互为比例的，一个可以作为另一个的尺度，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正如断定明天将落的雨量和明天晴雨表下降到当地与本季节的通常气压以下的度数为比例，是同样的大错。”①
①《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译者
然而克鲁泡特金所注意的并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我们就要遇到的社会大革命，不只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之根本的改变，并且也必须是现代政治组织之完全的革新。因此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突击，同时也是向着国家的支配的突击。在十六世纪开始才在欧洲发达的近代国家之中央集权组织，并非随意地形成的，这是当时在欧洲各国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之自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