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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唱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声音优美，毫不装腔作势，几乎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倘若听的是一个比我宗教意识多少强一些的人，那么无须多加想像，也会感受到天国的境界了吧。有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节奏上稍稍有些滞后，但算不得什么毛病，会稍感不够完美的，大概只有作曲家的母亲了吧。我以前没听到过这首赞美诗，但我不断地希望它有十来节歌词，最好长些。我一面听一面打量孩子们那一张张小脸，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个的脸，这孩子坐得离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子上。她大约有十三岁，直直的带点浅灰色的金发齐着耳根，前额很精致秀美，耳光倦怠，我想，没准是在点数到场的人吧。她的声音可以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开，这小仅仅是因为她坐得离我最近。她进入高音区时一点也不费劲，音质极美，音也最准，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带头作用。然而这位年轻女士却对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点感到厌烦，或者仅仅是对时间与环境有所不满；我发现有两回她在换唱另一段歌词的间歇时打了哈欠。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闭着的，但是你不会看不出来；她的鼻翅泄露了秘密。
赞美诗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导立即长篇大论地说起来，对牧师布道时腿脚静不下来嘴巴闭不起来的孩子一一作了评述。我寻思排练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导刺耳的教训声把孩子歌唱散发出的魅力破坏殆尽，便站起身来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方才更大了。我沿着街往前走，透过窗子看看红十字会的娱乐厅，只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房间深处的咖啡柜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听见另一个房间传出乒乓球的劈劈啪啪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平民开的茶室，那里除了一个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无别人，看她样子，像是更愿接待一个雨衣不湿的顾客的。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后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要了茶和肉桂吐司。这是我一整天头一次跟人说话。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终子找到两封可以重读的旧信，一封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铺服务质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岳母寄来的，她让我一得空走出“军营”，就尽快给她寄些开司米毛线去。
我第一杯茶还未喝完，唱诗时我打量、倾听过的那位年轻小姐也走进茶室了。她的头发湿透了，两个耳轮都露了出来。同她一起来的是个非常小的男孩，显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予被她崩两个手指捏提走，仿佛那是实验室里的一什标本似的。在后面压阵的是一个看上去挺精明能干的妇女，戴一顶疲塌塌的平顶帽了
多半是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了。那位唱诗班的歌手一边走一边脱下外衣，并且选定了一张桌子－－位置不错，从我的观点看，因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她和家庭女教师坐了下来。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岁，却还不打算安定下来。他身子一缩把海军衫脱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捣蛋鬼不动声色的表情，开始淘气，他有条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师生气，好几次把自己的椅子推进又推出，还眼睛瞄过去观察她的脸。家庭女教师一直压低声音给他发出两三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闹，但是只是在他姐蛆发话了他才走回来，把他那小屁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一把将餐巾抓过来扣在自己脑袋上。他蛆姐取下来把餐巾摊开，替他铺开在他膝头上。
大约在我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歌手发现我的眼光在打量她们这几个人。她也回看我，还是以她那种清点屋子里人头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矜持的笑容。它却出奇地灿烂，有时候某些浅浅的、含蓄的笑也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的。我也回报了一个微笑，远没有她的动人，因为我得抿紧上唇，免得露出两颗门牙之间的一道黑缝，那是美国军医给我补牙临时塞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让我料不到的是，紧接着，这位年轻的小蛆已经以很令人歆羡的姿势站立在我的桌旁了。她穿的是一条苏格兰花呢裙子——坎贝尔花呢，我想是。在我看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在一个没完没了的下雨天穿这样的衣服，那真是太美妙了。“我还以为美国人对茶是瞧不上的呢，”她说。
她说这话倒不是卖弄聪明，而是想弄清事实或是弄清百分比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们美国人也有除了茶别的什么都不喝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坐一会儿。
“谢谢你，”她说。“也许我只能坐一小会儿，”
我站起身替她拉出把椅子，我对面的那把，她在椅子前面四分之一处坐下，脊背挺得直直的，很自然也很优美。我走同到－－几乎是急匆匆赶回去的——我自己的椅子那里，一心想接上让我扣断了的淡话。但是我坐下后，却又想小起该说什么了。我又笑了笑，仍然极力不让我的煤黑色的填补物露出来。我说这样的坏天气出来真够糟糕的。
“是的，是够糟的，”我的客人说，声音一个个字清清楚楚，显然不是个爱闲聊碎嘴子的人。她把手指平放在桌子边缘上，像个做降神术的人似的，但是，几乎紧接着，又把双手拳了拢来一一她的指甲是给啃嗑掉的，一直咬到肉根处。她戴了一只手表，是军用的那种，看上去几乎像是飞机驾驶员的精密计时器了。表面对于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看我们的唱诗排练了，”她平平淡淡地说。“我方才瞧见你了。”
我说我确实去了，而且从合唱中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认为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嗓子。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一名职业歌唱家的。”
“真的？是唱歌剧吗？”
“我的天，不是的。我要在广播电台上唱爵士，挣大堆大堆的钱。然后，到三十岁，我就退休并且住到俄亥俄的一个牧场上去。”她用手掌摁了摁湿漉漉头发的顶端。“俄亥俄你熟吗？”她说。
我说我有几次坐火车经过这个州，但是不真正熟悉。我问她要不要吃一片肉桂吐司。
“不了，谢谢你，”她说。“我食量真跟一只小鸟的差不多。”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有不少荒凉的野地。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过。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女教师这时使劲给她做手势，叫她回到自己桌子去
意思是别再打扰别人了。我的客人却若无其事地把她的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让自己的脊背完全阻隔了从自己桌子那边可能再传过来的任何联络信息。“你是在山上那所秘密情报学校受圳的吧，是不是？”她冷冷地问道。
我跟旁人一样懂得要保密，便告诉她我因为身体不好才来德文郡的。
“真的呀，”她说，“我可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娃娃，你懂吗？”
我说她当然不是的，这错不了。有片刻工夫，我径自喝茶。我逐渐有点感到自己的坐姿不太好，便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还是比较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告诉她，如果细细琢磨，说出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妄自尊大小瞧别人，我相信这样做与她的人品不太相称。
她脸红了——这又是在自动提醒我有点不注意社交礼仪了。“嗯。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行为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永远彼此打打闹闹，还出口伤人，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姨妈的窗子。幸好那窗子是开着的。你觉得这件事做得很聪明吗？”
那当然是不特别聪明，不过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兵都远离家乡，只有极少数才在生活中获得比较多的补偿。我说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是会理解的。
“也许是吧．”我的客人说，没有什么信心。她再次把手举到湿头发那儿，摸到几绺软疲疲的金发，想让它们遮盖住自己露出的耳轮。“我头发湿透了，”她说。“我难看死了。”她对我看了一眼。“干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我看得出来。看得出你头发是打卷的。”
“不是真的卷成一个个卷儿，而是挺有波浪形的，”她说。“你结婚了吗？”
我说我结婚了。
她点点头。“你深深爱着你的妻子吗？是不是我太关心别人的私人问题了？”
我说她太过分的时候我会说的。
她把摆在桌子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我曾想对她戴的那只表盘巨大的手表作出点表示——比如说建议她不如把表系在腰上。
“一般说，我这人不特别合群，”她说，同时把眼光对着我似乎想知道我究竟懂不懂这个词儿的意思。我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正面或反面的都没有。“我坐过来纯粹是因为我觉得你看上去太孤单了。你有一张极其敏感的脸。”
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对，我方才确实是感到孤单，我非常高兴她能坐过来。
“我正在训练让自己能有更多的同情心。我姨妈说我这人非常冷，”她说着又去摁自己的头顶了。“我同我姨妈一起住。她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只要力所能及，她总想尽办法让查尔斯和我觉得适应。”
“我很高兴。”
“母亲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有优美的情操，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炯炯目光盯看着我。“你觉得我这人非常冷冰冰吗？”
我告诉她决非如此——事实上，是恰恰相反。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也问了她怎么称呼。
她犹豫了一下。“我前面的名字是埃斯米。我想暂时先不告诉你我的全名。我有一个封号，你会让封号给震住的。美国人都这样，你明白吧。”
我说我想自己还不至于会这样，不过既然如此，先不透露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就在此时，我觉得有谁在我的脖颈后面喷热气。我头一转，险些儿和埃斯米年幼的弟弟鼻子跟鼻子撞在一起。他不理我，却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利小姐让你马上回去把茶喝了！”口信传达完了以后，他就退到了我右面他姐姐和我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去。我非常感兴趣地打量着他。他显得很神气，穿一条棕色的设得兰呢短裤，一件藏青色的运动服，里面是白衬衫，还打着条纹领带。他用一双大大的绿眼睛盯看着我。“为什么电影里的人都侧着脸接吻？”他问。
“侧着脸？”我说。这个问题小时候也曾困惑过我。我说我猜是因为演员的鼻子都太大．所以没法正面接吻。
“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埃斯米说。“按他的年龄说就算是非常聪明了。”
“他的眼睛真绿呀。你是不是这样，查尔斯？”
查尔斯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这问题很傻也只配有这样的回答，接着他在那把椅子里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