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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杰，而是理奇。四眼。多杰。你在这里吓得要死。没有门，没有出口，只有地窖。地窖突然裂开，你以为已经死去的吸血鬼都飞出来了。一根香烟，就一根。看在上帝的份上，什么牌子的都行。
“我要抓住你！四眼！叫你把他妈的烂书包都吃掉！”
“德里宾馆。”一个男人的声音。浓浓的北方腔。声音越过千山万水传到了他耳里。
理奇问是否可以从明天开始预定一套房间。那个声音说可以，然后问多长时间。
“我说不准。我只是……”他停顿了一下。
他究竟要干什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背着花格书包的小男孩正拼命逃跑，而几个大孩子紧追不舍。那个孩子戴着一副眼镜，身材瘦小，脸色苍白。然而让人吃惊的是——那个孩子一边跑一边还在挑衅着：“来，来打我！”
他闭上了双眼。“我只是到德里出差。我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是不是先订上3天，不行再续？“
“再续？”那个声音疑惑地问道。过了一会儿，那个声音终于说：“行，就这样了。”“谢谢。我……希望你能在11月的大选中投我们一票。”理奇换成了约翰·肯尼迪的声音，“杰克想……重新主宰总统办公室，我也为我的弟弟……加油助威。”
“您是多杰先生？”
“是的。”
“……有人打电话进来了。”
突然间一个寒战穿越了他的全身。他几乎绝望他在安慰自己：没什么，多杰。
“我也听到了，”理奇说道，“一定是串线了。房间到底怎么样？”
“没问题，”那人说着，“这里的房间从来就没有满过。”
“是吗？”
“是呀。”
理奇又打了个哆嗦。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样说——“是呀”——典型的新英格兰北方方言。“往哪儿逃！马屁精！”亨利·鲍尔斯的喊声幽灵般地响起。更多的地窖裂开；他闻到的不是死尸的臭气而是发霉的记忆——这反而更糟糕。
理奇给了那人自己的账号，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给自己的上司斯蒂夫·考沃，科兰德电台节目主任，打了个电话。
“什么事儿？理奇？”斯蒂夫问道。最近的调查显示科兰德电台的收听率在整个洛杉矶地区排名第一，他的心情很不错。
“也许你会后悔发问的，”理奇告诉斯蒂夫，“我要开溜了。”
“开溜——”他能听出斯蒂夫皱起了眉头，“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理奇费了一番口舌，也无法向他解释清楚。但是最后斯蒂夫还是让步了。
“好吧，”斯蒂夫说话了，“我做一些改动——让麦克来顶替你。
看在多年同事的份上，我就这么算了。但是我不会忘记你节外生枝让我措手不及的。理奇。“
“哦，别这么说。”理奇说道。他的头更疼了。但是他确实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需要请几天假，就这么多。不要大惊小怪的。”
“请几天假。请假干什么？就是因为你11岁的时候发过誓？天哪！小孩从来不把誓言当回事的！不只这些。你要知道，我们这里干的不是保险，不是法律，而是娱乐业！低贱庸俗，坑蒙拐骗，你他妈的不会不知道吧？我操！你简直使我无法忍受了。不要以为我是傻瓜卜斯蒂夫几乎大声尖叫起来。理奇闭上了眼睛。11岁的孩子是会把誓言当回事的。这斯蒂夫不会懂的。理奇想不起到底是什么样的誓言——他也不愿意记住——但是那誓言千真万确是认真的。
“斯蒂夫，我不得不走。”
“好！我告诉你我会处理一切的。走吧！走吧！”
“斯蒂夫，我——”
但是斯蒂夫已经控上了电话。理奇将听筒放了下来。但是就在他要开始收拾行装的时候，电话又响了起来。理奇不用接就知道还是斯蒂夫。此时和他谈话毫无益处——他只会变得更加愤怒，言语只会变得更加难听。理奇把电话上的开关向右拨过去。铃声停止了。
他上楼从衣橱里拿出了两个手提箱，塞得满满的。都是些常穿的东西——牛仔裤、衬衣、内衣，还有袜子。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装进去的衣服全是小孩服装！他拿起箱子又下了楼。楼下的小屋墙上挂着一幅安瑟尔。亚当斯的黑白照片。理奇把它转了一下，露出了一个保险箱。他打开保险箱，用手在里面拨拉着——里面全是些重要的文书契约——有这间豪华舒适的房屋的契约，有他在爱达华州一个20公顷的林地所有证，还有一大把股票。他只是随意地买了这些股票，谁曾想市值连年上涨。有时想到自己竟然几乎成了一个有钱人，他都会惊讶不已。他不仅拥有摇滚唱片……而且还是著名的“干声之人”……
房子，林地，股票，保险，甚至还有他的遗嘱。这些东西把你紧紧地绑在了生活的地图上。他想到。
突然间他有一种狂热的冲动，想要把这一切，不管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全部放火烧掉。他藏在保险箱里的东西一瞬间失去了任何意义。
他意识到生活是多么容易被毁掉。根本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因素在里面，这正是他害怕的。你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东西眨眼之间就会烟消云散。容易得很。把它付之一炬或者让它随风飘散吧，还是早脱身为好。
那些文书契约的下面才是真正的好东西。现金。10块的，20块的，50块的。4000块的。理奇抓起那些钱，塞进自己的牛仔裤兜里。
存钱的时候可没料到它的用处。日积月累的。如今成了逃难钱。
“太可怕了，”他嘟哝着，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他抬起头，目光茫然地向窗外的沙滩上望去。沙滩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冲浪的孩子们走了。那对情侣也走了。
他把保险箱的门关上，然后又把那张照片转到原位。猛然间他想起了斯坦利·尤利斯。那时一些大孩子们都这么叫他：“嗨！牛里屎！
他妈的杀死耶稣的家伙！又要去找你的狐朋狗友了？“
尤利斯到底在哪儿呢？他多久没想起过尤利斯了？理奇还记得自己是在1960年的夏天从德里镇搬走的。他又想起他的那些可怜的小伙伴们，一群天生的失败者。他们的脸孔消逝得多么快！他都快记不起来了。
那时他们天天在班伦低地玩耍，还在那里修了一个俱乐部。他们说自己是丛林探险家，抗击日军的海岸警卫队；还说自己是筑坝者。
牛仔、丛林世界中的外星人。但是，他们真正干的事情是躲藏。东躲西藏是怕让那些大孩子们抓住。他们成天让亨利·鲍尔斯，贝尔茨·哈金斯，维克多·克里斯一伙人追得四处逃窜。他们是一群可怜虫——长着犹太人大鼻子的斯坦利·尤利斯，说话给巴的比尔。邓邦，身上总是伤痕累累、衣袖里老爱藏着烟卷的贝弗莉。马什，肥胖臃肿的班恩。汉斯科，当然还有他自己——那个戴着宽边眼镜，学习成绩优异，伶牙例齿的理奇·多杰。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他们呢——无能。
一切都回来了。怎么回来的呢？他站在那里，不停地战栗。战栗并不是因为那些他不能记起的伙伴。而是其他的东西。他多年没有想过的东西。
血淋淋的东西。
黑暗。吞没一切的黑暗。
在内伯特大街上的那栋房子里，比尔在大声叫骂：“你杀、杀死了我弟弟，该、该、该死的！”
他还记得吗？忘不掉。不管怎样，还是忘不掉。
垃圾场的臭气，屎臭，还有其他的难闻气味。更糟的是一种野兽的气味，它的恶臭。它就潜伏在德里地下的某个地方。
理奇想起了乔治——可是他已经忍不住想吐了。他朝洗手间跑去，绊在了椅子上，几乎摔倒……他猛地扑倒在马桶上，吐得翻江倒海。
他突然仿佛又见到了乔治。邓邦。1957年的秋天，就在一场洪水过后，乔治被谋杀了，他的一只手臂不见了。理奇曾经成功地忘记了这一切。可是现在它们又回来了。实际上，它们有时会回来的。
呕吐过去了。理奇闭着眼去冲马桶。他的晚餐都冲进了下水道。
进入了可怕、黑暗的下水道。
他把头靠在马桶上，哭了起来。这是自从他母亲在1975年死后的第一次。
40分钟之后，感觉心情好了一些，他把手提箱扔进了汽车行李箱里，然后把汽车从车库里开了出来。看着自己的熟悉的住所，看着那金色的海滩，那灯光掩映下绿色的海水，他的心沉了下来。他突然觉得自己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他只是行尸走肉。
“回家吧，”理奇·多杰低声对自己讲，“回家。上帝会帮我的。回家吧。”
他挂上了档。车子冲了出去。
安稳的生活是多么容易被打破！生活总是这样，才渡过难关，又得经受考验。就是这个样子。前方的路途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
第三章 六个电话（1985）·２
，小，说，网
3
班恩·汉斯科。
如果你想在1985年5月28日那天晚上，找到《时代》周刊上称赞的那位“可能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建筑师”，你就得驱车到斯维德和姆。沿着一条中央大道，穿过那个颇为繁荣的小城的商业区，再向前走出去，最后就到达了一个名叫“红轮子”的路边小酒馆。酒馆前面不太干净的停车场上，停着一辆1968年的卡迪拉克。车的前方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班恩的爱车”。走进酒馆，你就能看到你要找的那个人——身材瘦长，饱经风霜。
他上身穿一件条纹衬衣，下身是一条发白的牛仔裤，脚踏一双旧的工程靴。他今年已经38岁了，但是他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10岁——只是在他的眼角有一些不易觉察的鱼尾纹。
“您好！汉斯科先生。”酒馆的老板李瑞奇一边打着招呼，一边把一张餐巾纸放在了班恩的面前。李瑞奇有点惊讶，他从没见过班恩·汉斯科在这个时候光顾他的小店。以前班恩来的时候总是在周末。
周五来的时候他喝两杯啤酒；周六晚上就喝四五杯。在离去的时候，他总是在啤酒杯的下面压上5美元的小费。酒馆老板李瑞奇特别喜欢这位老主顾——不仅仅因为每周都能从他那里得到10美元小费，而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值得。在一个这样的三流酒馆里，顾客们的谈话多是庸俗不堪；但是班恩·汉斯科先生气度不凡，谈吐高雅，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每到周末李瑞奇总是期待着班恩的出现，因为凭着多年的经验，李瑞奇知道他一定会按时光临的。也许班恩会在千里之外的纽约盖摩天大楼，在瑞多比奇建艺术馆，或者在盐湖城盖商业大厦，但是每到周五晚上8点到9点半之间，酒店的门就会被推开，班恩就会走进来——似乎他的家最远也就在小城的另一边；而他来这里只是因为电视里没有好节目可看。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在他的庄园里还有一块小型停机坪。
两年前班恩在伦敦第一次设计并且监造了bbc广播电心，直到现在英国新闻界对它的优劣仍然争论不休。《卫报》说那可能是“最近20年来伦敦最漂亮的建筑”；而《镜报》则称“那幢建筑物比丈母娘的老脸还要难看”。就在班恩接下伦敦的那个活儿之后，李瑞奇想，“可能他不会常来了”。但是，班恩的固定行程只在第一个周五打断了～次。等到周六晚上9点一刻，他又从容地跟进了“红轮子”，还是那身打扮。李瑞奇激动地叫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