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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然。”伊德里斯说，“我明白。”
“别不好受。这种事我们谁都可能摊上。在x光片上，充血性心衰和肺炎有时候很难分得清。”
“谢谢，琼。”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噢，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商量。”
“好啊好啊。坐。”
他重新坐下，向他讲了罗诗的事，描述了伤情，以及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资源匮乏。他口吐真言，说他已经对阿姆拉和罗诗做了承诺。大声讲出此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不堪这诺言的重负，而身在喀布尔，和阿姆拉一起站在走廊里，她亲他脸的时候，却不曾有过这种体会。他心烦意乱地发现，这像极了买完东西就后悔的感觉。
“我的天啊，伊德里斯。”琼摇着头说，“我很赞赏你。可这太可怕了。可怜的孩子。真没法儿想像。”
“我知道。”他说。他问集团是否能负担罗诗的治疗。“也许是一系列的治疗。我感觉她一次肯定不够。”
琼叹了口气。“我希望能。可老实讲，伊德里斯，我拿不准董事会能不能批准。完全拿不准。你知道这五年咱们一直入不敷出。而且还会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
她等着他，也许已经做好了准备，等他对这些理由提出反驳。可他没有。
“我懂了。”他说。
“你应该能找到管这种事的人道组织，对不对？可能要下点工夫，不过……”
“我再打听打听。谢谢，琼。”他又一次起身，惊讶地发现自己感觉轻松多了，琼的回答让他如释重负。
家庭影院又花了一个月才装好，但效果美妙至极。投影机装在天花板上，放出的画面鲜艳锐利，102英寸的银幕上，运动场面极为流畅。7。1声道的环绕音效、图形均衡器，加上放在四个角落里的低频陷阱，打造出了奇迹般的音响效果。他们一起看《加勒比海盗》，两个儿子也被高科技弄得心花怒放，一边一个，坐在他身旁，吃着放在他腿上的一大桶爆米花。最后那场漫长的战斗开始之前，他们就睡着了。
“我把他们搁床上去。”伊德里斯对娜希尔说。
他先抱起一个，然后再抱另一个。儿子们正在长个儿，瘦巴巴的身体以让人害怕的速度不断长高。他把他俩放到床上，挨个盖好，忽然意识到，儿子眼瞅着就要给他带来悲伤。再过一年，至多两年，他就要被取代。儿子们将倾心于别的事情，别的人，会因为他和娜希尔而感到难堪。伊德里斯不禁想起那个时候，他们又小又无助，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他记得扎比还是小不点那会儿，最怕的就是下水井盖，他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笨手笨脚地围着他们绕圈。还有一次，看一部老电影的时候，勒马尔问伊德里斯，他以前是不是一直活在黑白的世界里。回忆让他露出了微笑。他亲了亲儿子们的脸蛋。
他坐在黑暗里，看着睡梦中的勒马尔。此时，他发现自己对儿子的评价未免过于匆忙，有失公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太严厉了。他不是罪犯。他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在九十年代，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一半整天出去泡吧，泡妞，而他一直埋头苦学，凌晨两点还强撑着穿过医院的走廊，把悠闲、舒适与睡眠统统忘在了脑后。他把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年华交给了医学。他已经付出过了，为什么还应该感到难受？这是他的家庭。这是他的生活。
此前的一个月里，对他而言，罗诗已经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事物，仿佛戏里的一个角色。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已经磨蚀了。那种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纯属他在医院里偶然所得，发作起来是那么急迫，又那么强烈，现在却已蜕变成了慢性的溃疡。这段经历已经失去了活力。他意识到，他曾经深陷其中的那种强烈的决心，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一种妄想。他一度仿佛落入了迷药的操控。如今他和那女孩之间，感觉已相隔极远，几乎是无限的、不可逾越的距离。而他对她做出的保证，显然是被误导了，俨然一个鲁莽的错误，一个对他本人的力量、意志和性格的可怕误判。有些事情最好忘掉。他对此无能为力。就是这么简单。此前的两个星期，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三封电子邮件。他读了第一封，没有回复。他删除了余下的两封，根本没读。
书店里排队的人大概有十二三个，从临时舞台拉长到了杂志区。一个高个子，宽脸膛的女人分发着黄色的小即时贴，让排队的人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有他们想签在书上的其他文字。队列最前面有个女店员，帮人把书翻到书名页。
伊德里斯排在前列，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前面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留着金色短发，此时转过身问他：“你读过了吗？”
“还没有。”他说。
“我们要在下个月的书友会上读这本书。这次轮到我来选书。”
“哦。”
她皱了皱眉，一只手按到胸前。“我希望大家都来读这本书。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太鼓舞人心了。我敢打赌，它一定会拍成电影。”
他告诉她，她说得对。他还没读过这本书，八成以后也不会读。他可没有心情在书里看见自己。但别人会读的。而别人一读，他也就暴露了。娜希尔，两个儿子，同事们。一想到这儿，他就觉得恶心。
他又一次打开书，翻过致谢部分和实际执笔的合著者小传，再次看着后勒口上的那张照片。没有受过伤的痕迹。如果她留了疤——她肯定留了疤——那长长的、波浪形的黑发也把它盖住了。罗诗穿着宽松的短衫，上面缀有金色的小玻璃珠，戴一条安拉项链⑨，青金石的耳钉。她倚着一棵树，直视着照相机，面露微笑。他想起了她画过的简笔小人。别走，卡卡。不要离开。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他完全认不出六年前帘子后面那个怯懦的小女孩了。
伊德里斯扫了一眼题献。
献给我生命中的两位天使：我的妈妈阿姆拉，我的卡卡铁木尔。你们是救主。你们给了我一切。
队列向前移动。留金色短发的女人签完了。她挪到了旁边，伊德里斯揪着心，迈步上前。罗诗抬起头。她围着一条阿富汗披巾，下面是南瓜色的长袖衫，戴一对小小的、椭圆形的银耳钉，眼睛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黑。她身形丰满，显出女性的曲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已经认出了他，虽然她在礼貌地微笑，可她的表情里却带着几分愉悦——调皮，狡黠，不慌不忙。他一下子土崩瓦解，他想好的那些语言，甚至曾经写下来，在来这儿的路上反复默念过的那些话，突然之间被蒸发掉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站在那儿，一副傻呆呆的模样。
女店员清了清嗓子。“先生，请把书递给我，我来翻到书名页，好让罗诗给你签名。”
书？伊德里斯低头一看，发现它就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他来这儿当然不是要签名的。在那一切发生之后，这样做会很难堪，难堪到不可理喻。不过，他还是看到自己把书递了过去，女店员熟练地翻到要签的那一页，罗诗抬手，在书名下方飞快地写了些什么。现在他还有几秒钟的时间，能在离开之前说点什么，这样做，并不是要给无法辩解的事找个台阶，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她有所亏欠。然而店员把书递还给他的时候，那些话仍然无法说出口。他现在希望，哪怕自己有铁木尔的一丁点儿勇气也好。他又瞅了一眼罗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了他，看着队列里的下一个人。
“我……”他张了嘴。
“请给后面的人让一下，先生。”女店员说。
他垂下头，走出了队列。
他的车放在书店后面的停车场。走到车边的这一段，感觉就像他人生中最漫长的路。他打开车门，没有立刻上车。他用颤抖不停的手，再一次把书翻开。那些字迹不是签名。她用英语给他写了两句话。
他合上书，也合上了眼睛。他以为自己应该放心了，可他还有一部分心思期盼着别的事情。也许她该一脸不屑，带着满腹的厌与恨，说些幼稚的话。也许应该是喷涌而出的怨恨。也许那样会更好。正相反，她利落，老练地把他打发掉了。还有那句留言。别担心。里面没你。好心之举。也许更确切地说，这是施舍。他理当如释重负。可它伤了他。他感到了它的重击，如一把斧子劈头而落。
附近有棵榆树，树下有条长椅。他走过去，把书放到长椅上。他回到车上，坐到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自己放了心，于是他发动汽车，扬长而去。
。。
第六章
1974年2月
编者按语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5页
亲爱的读者：
五年前，本季刊开始发表专访，介绍一批鲜为人知的诗人，当时未曾料到他们会大受欢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诚然，是诸位热情的来信铺就了道路，让专访成为了《视差》年年都有的传统。如今对本刊的特约记者而言，这些人物特写同样深得他们本人的喜爱。特写引起了对某些重要诗人的发现或重新发现，促成了对其作品迟来的评价。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期杂志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本季力推的艺术家乃阿富汗诗人妮拉·瓦赫达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库尔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图勒的采访。瓦赫达提夫人给予布斯图勒先生的回答，实乃我们历年所刊采访中最为坦率的一篇，其诚实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在采访后不久，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过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将受到诗歌界的怀念。
她身后遗下一个女儿。
很神秘，时间赶得真巧。电梯门叮当一声，恰好此时，一秒都不差，电话铃也响起来了。帕丽能听到铃声，因为电话就在于连的公寓里，走廊很窄，灯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头，紧挨着电梯。凭直觉，她知道是谁打来的。再看于连的表情，他也知道。
于连已经迈进了电梯。“让它响着吧。”他说。
在他身后，是楼上那个冷淡的红脸膛女人，正不耐烦地瞪着帕丽。于连管她叫“母山羊”，因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样。
他说：“走吧，帕丽。咱们已经晚了。”
他订了七点钟的位，地点是十六区的一家新餐馆，因为红烧鸡肉、红衣主教鱼排①、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经小有口碑。他们要去见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于连在大学里——学生时代，不是任教以后——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