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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现，它偏偏还是出现了。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细靡遗地回忆这一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记忆重现，我仍然觉得格外揪心。怎么能忘掉呢？那两个无助的孩子是我带去的，爱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单纯，最无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们分开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突如其来的感情重创。我抱着帕丽跑开的时候，她趴在我肩膀上，惊慌失措，小脚乱踢，尖声叫着：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拼命想挣脱父亲的阻拦。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两只手捂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声来。这一幕至今让我无法释怀。这么多年过去了，马科斯先生，我仍然无法释怀。
帕丽当时还不到四岁，虽然年纪不大，却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对她的影响。比如，人们告诉她，不要再叫我纳比卡卡了，就叫纳比④。要是她叫错了，便会有人，包括我在内，和颜悦色地加以纠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俩之间再无亲属关系。我成了她的厨子纳比，司机纳比。妮拉成了“妈芒”⑤，瓦赫达提先生成了“爸爸”⑤。妮拉开始教她法语，她自己的母亲就是说法语的。
瓦赫达提先生对帕丽的冷淡反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泪汪汪、忧心忡忡、思乡切切的小帕丽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丽便加入了我们早晨的散步活动。瓦赫达提先生把她放进童车，我们散步的时候，他便推着她，在附近到处转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车方向盘后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让她按喇叭，而他笑眯眯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个木匠，让他给帕丽打了一张有三个抽屉，带脚轮的床，一个装玩具的大枫木箱，还有一个小小的，矮矮的衣橱。他把这些家具都放进帕丽的房间，那屋里刷成了黄色，因为他发现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有一天，我瞅见他盘着腿坐在衣橱前，帕丽待在他旁边，看他用出色的技艺，往橱门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这应该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内心得到了释放，马科斯先生，我跟您说，那么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画呀画呀，可这还是头一回，我亲眼见到他的作品。
帕丽的出现还有一个作用：她让瓦赫达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觉。对帕丽的感情将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现在他们顿顿在一起吃饭了。他们带着帕丽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园，相挨着，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椅上，看着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给他们上茶的时候，经常发现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给帕丽读童话书，让孩子斜倚在他俩腿上。每过去一天，帕丽就多忘记一点，忘记她过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们。
我没有料到，帕丽的到来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我退到了后台。马科斯先生，请别对我过于苛求，别忘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但是我承认，我也有过希望，有过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的蠢行。我终究只是妮拉做母亲的工具。我发现了她不快乐的病根，给了她一剂解药。那么我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情人呢？我想说的是，马科斯先生，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但这倒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想，实际上我们都在等待，我们俩，面对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等待着某个奇迹的降临。
我没有预见到自己会逐渐隐身。此时，妮拉的时间都用在帕丽身上了。上课，游戏，小睡，散步，继续做游戏。我们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边。要是她俩正在搭积木，或是玩拼图，那么妮拉几乎注意不到我给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房间。我们讲话的时候，她好像心有旁属，总想长话短说，早早收场。在车里，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因此，尽管很不光彩，可我还是要承认，我对外甥女产生了一丝怨恨。
瓦赫达提夫妇和帕丽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们登门，也不允许和她有任何联系。帕丽搬来与瓦赫达提夫妇共同生活之后不久，我有一天开车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时候，我带了些小礼物，给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儿子伊克巴尔，那时他已经开始学着走路了。
萨布尔直截了当地说：“礼物你已经送了，现在你该走了。”
我对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鲁。
“你当然明白。”他说，“以后也别再强迫自己过来看我们了。”
他说得对，我确实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我的登门拜访已经变得尴尬，紧张，甚至会导致一触即发的争吵。此时坐下来一块喝个茶，聊聊天气或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经十分别扭。我们假装一切如常，萨布尔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管有什么理由，说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萨布尔不想再看见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马科斯先生，在这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永远地改变了。我记得那天下着雨。不是那种烦人的、逗得青蛙乱叫的雨，而是一种磨磨叽叽的毛毛雨，整个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记得住，是因为园丁扎希德在那儿，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倚着耙子嚷嚷：就冲这破天气，天怎么还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窝棚，不想听他胡说八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大房里传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冲过后园，跑向大屋。她的声音出自楼上，出自主卧室的方向。
我看见妮拉躲在角落里，背靠着墙，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说，手却没有从嘴上拿开。
瓦赫达提先生穿着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脸上没了血色，歪扭着，头发乱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我还惊恐地看到，一条哈喇子正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纳比！快想想办法！”
帕丽当时六岁了，现在也进了房间。她扑到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头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张一合。帕丽尖叫起来。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递给妮拉。我告诉妮拉带上孩子去别的房间，因为我知道，说什么也别让孩子看见她父亲这种样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过神来，看看我，再看看帕丽，这才伸手接过她。她不停地问我，她丈夫出什么事了。她不停地让我快想办法。
我从窗口把扎希德叫上来，至少这一回，这个一无是处的蠢货证明了自己还有点儿用处。他帮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套上睡裤。我们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抬下楼，塞进汽车的后座。妮拉也爬进来，坐到他旁边。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里，照看帕丽。他刚说了半个不字，我就揍他，铆足了劲儿，一巴掌抽在他太阳穴上。我对他说，他就是头驴，我吩咐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说完，我便把车倒出车道，猛给了一脚油，开跑了。
整整过了两个礼拜，我们才把瓦赫达提先生接回家。混乱接踵而至。亲戚们成群结队地登门造访。我几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饭，伺候这个大爷，那个大姨，上了年纪的姑奶奶。从早到晚，大门的门铃响个不停，人们涌进家里，在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上咔咔地踩来踩去，在走廊里嗡嗡地交头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没在家里见过的人，我知道他们只是过来点个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表示问候，而不是来看望那位总也不照面的病人，他们和他之间的亲情实在少得可怜。母亲大人当然也来了，谢天谢地，没带那两条狗。她冲进家里，一手拿一条手帕，用来擦红肿的眼睛和汤汤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头，就开始哭。不仅如此，她还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发凉，就好像她儿子已经死了一样。
不过这么说也对，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从前的老样子。现在，他有半张脸成了僵死的面具，两条腿几乎完全不听使唤，左胳膊还能活动，但是右边那条只剩下了骨头和松垮垮的肉。他讲起话来，只是一串嘶哑的咕噜和呻吟，谁也没法听出个所以然。
大夫告诉我们，瓦赫达提先生还是能感受到各种情感的，在这方面，他和中风前一样，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暂时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应。
然而这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只过了一个来礼拜，他对来访者的感受，包括对他母亲的态度，就表露得相当清楚了。即使病到这个分上，他也不改孤独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们的怜悯，不需要他们愁眉苦脸的表情，更不要他们绝望地摇着头，把他当成惨绝人寰的奇景。他们一走进他的房间，他就挥起能动的左手，做出愤怒的，往外轰人的动作。他们和他说话，他就把脸扭过去。如果他们坐到他身边，他就挠床单，哼哼着，拿拳头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离开。和帕丽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封闭程度丝毫不减，只是温和了许多。她带着玩具过来，在他床头玩，这时他便仰望着我，满脸恳求的神色，眼中含着泪，下巴颤抖着，直到我把帕丽领出房间。他不打算和孩子讲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开口，就会让她伤心。
访客大撤退让妮拉松了口气。当初人们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妮拉便和帕丽一起躲到楼上，躲进孩子的卧室，她婆婆对此极为反感，她肯定希望——说实在的，谁会怪她呢？——妮拉守在儿子身边，就算不为别的，至少做个样子也行。当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么样子不样子的，也不管人家怎么议论她。闲话可多了。“这算什么媳妇啊？”我听见婆婆不止一次这样大声嚷嚷。她对所有肯听的人数落妮拉的不是，说她狠心，说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现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儿呢？丢下这么忠诚有爱的丈夫不管，这算什么媳妇啊？
当然，老太婆有些话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实际上，人家总是看见我守在瓦赫达提先生的床头，我喂他吃药，有人进屋，也是我迎来送往。大夫总是找我谈话，因此大伙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听瓦赫达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达提先生轰走了来访者，减轻了妮拉的不快，却给她带来了别的烦恼。过去，她躲进帕丽的房间，关上门，不仅就此避开难缠的婆婆，也让自己远离了身处困境的丈夫。现在家里空了，妻子的义务摆在面前，而这恰恰是她最难承担的。
她承担不了。
她也没有承担。
我不是说她狠心，也不是说她无情。马科斯先生，我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