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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能视而无睹？到处都是——变了样的南瓜——阿普特，卡瓦隆，到处都是。”
变了样的南瓜说明了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酱在法国已经家喻户晓一样，万圣节也来到了法国，这是文化的又一个催命符。
在略作解释之后，我决定亲身去阿普特看看。法瑞苟勒有些危言耸听，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不过，在普罗旺斯，万圣节的饰品确实已经装点了一两个橱窗。我想知道，在正式印发的年历上，万圣节是否也已经登堂入室，他们是否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在阿普特的大街上，我随意问了几个行人，他们一脸困惑。看来，南瓜只意味着南瓜汤。
将万圣节移植到普罗旺斯，这到底是谁的主意？如果允许孩子们晚上在农庄外玩“不请吃就捣蛋”的游戏，是否曾提醒他们要注意健康？他们肯定会被狗咬的。还算万幸，地方报纸上没发现有关流血事件的报道。我想至少在今年，万圣节只能是一次无人出席的聚会了。
无论如何，法国已拥有很多自己的传统节日，我们每月都有新发现。
五月初有一个公众假日，接下来还有好几个，似乎在为八月的节日做准备。那时全国都会休假，文件堆积如山，标志着官僚机构的永久性节日。每个圣徒都有自己的节日，每个村庄都有各自村庄的节日。应大众的要求，每星期都有普通人的节日，也就是周日的午餐。
周日是不同寻常的一天，是你即使没一周都在办公室里度过，也会感到不同的日子。连周围的声音都变了，工作日里有的只是鸟叫和隆隆的拖拉机声，周日早上，这一切却变成了猎狗们的狂吠声和远处传来的枪声。普罗旺斯的猎人们喜欢行使他们保卫乡村的权力，绝不容许野兔和画眉的入侵。
今年，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这来自于变异了的野猪。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野猪的数量却越来越多。理论界目前的说法是，太过稳定的生活方式导致了野猪的迅速繁衍，它们每年固定会产一窝小野猪。野猪还一直与更为多产的家猪交配，它们的后代对葡萄园和果园造成了严重威胁。它们劣迹遍布：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把土地挖得伤痕累累，菜园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甚至还撞歪了一些石头墙。
山城旧事（4）
一个周日，我们房子附近的地区被封锁起来，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驱赶野猪的行动。沿着漫长而肮脏的土路，每隔一段就有猎人们守候在那里，他们把自己的货车停在灌木丛中。猎人们都穿着绿色迷彩服，手拿武器，耐心等待着。猎狗们围着圈子，一个个气势汹汹，项圈上的铃铛丁当作响，因兴奋发出的叫声显得很嘶哑。我觉得好像置身于一场大搜捕或者是战争之中。
在我走回房子时，出现了第一个伤员。一个猎人朝我走来，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只能看到他的轮廓。依稀能辨认的，是他的肩上斜挎着来复枪的枪筒，胳膊上还抱着一个毛绒绒、长着腿的什么东西。随着他的走动，那条耷拉下来的腿也在晃动着。
他来到我面前停下来，我才看清楚那只长着腿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黑色的猎犬。它朝我们的狗翻着眼睛，一脸阴郁和哀伤，它的主人更是以一副悲痛的神情向我问早安。
我问他爱犬是怎么伤的，莫非在灌木丛里受到了一只凶悍的野猪的攻击？
“唉，”猎人叹了口气说，“它整个夏天都在养狗场待着，爪子不利了。所以今天稍微跑得远了点，脚就受了伤。”
待到十一点半，道路上变得空无一人。大队人马撤回去休整了，需要进行重新组织，更换衣服和武器。迷彩服和枪支换成了干净的衬衣和刀叉，猎人们的下一个战场将在餐桌上。
无论什么时候，周日的午餐都是我最感兴趣的。早上不会被工作困扰，午睡也不必内疚。我感到餐馆周围洋溢着一种轻松愉快的幽默气氛，那几乎近似于一种节日的情绪了。我想这时候厨师们工作起来一定更有激情，因为他们知道客人们今天是来享用厨艺而不是来谈生意的。毫无疑问，周日的饭菜味道总会更好一些。
在我们住房周边大约二十分钟车程的范围内，有十好几家相当不错的餐馆。众多的选择宠坏了我们的胃口，我们认真挑选着，准备找一个这种天气里最适合的去处。
麦斯·托特伦餐馆有宽大的院落，浓荫蔽天，酒店还有各种不同的草帽供顾客挑选用以遮挡阳光，在这里就餐，那感觉就像置身于九十度的高温里在天堂吃饭。
冬天有埃格布伦客栈，它简直像一个户外的火炉，宽敞明亮，挂着雪白的窗帘，甚至可以远远地欣赏到私人河谷的风景。
这两家与当地其他餐馆——当然还有大多数别的法国餐馆——不同的是，厨师都是女人。传统的分工模式是男人掌勺，女人负责针线。现在时代不同了，至少这两家餐馆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女厨师还没有赢得像阿兰·迪卡斯那样的国际声誉。阿兰·迪卡斯确实不简单，她得的勋章完全可以挂满一整棵圣诞树。法国妇女在医药、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地位，肯定要比在餐饮业高得多。这跟美国很不一样，我感到大为费解，莫非这与大男子主义有关？我不得而知。
关于这个问题，要想有一个富有挑衅性的答案，那么只有我的朋友罗杰斯能办得到。其实，我一直就坚信他是法国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烹饪和大男子主义方面他都非常出众，而且也愿意同整个世界分享他的观点。因此，他对女厨师的激烈态度毫不令我意外。我问他法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厨师，话音未落，他的回答已像出膛的子弹般飞出来。
“你必须明白，”他说，“在法国，有些事情由于太重要了，因而不会交给妇女们去做的。”
女医生、女法官和女内阁成员虽然少见，但对罗杰斯来说，她们勉强还可以被接受。女厨师们和女餐饮总管则令他深感怀疑同时极不舒服。他认为，这些事情违反了事物的正常规律，专业化烹饪是男人的工作。
经过这个冬日埃格布伦客栈的周日午餐，我们想他应该有所改变了。一开始时，他对待瑞士牛肉奶汁的态度还相当谨慎，而对后来的炖羊肉则毫无戒心了，最后，他大刀阔斧地干掉了堆得像小山似的各色奶酪和一块黑色三味巧克力。要知道所有这些都出自一位妇女之手。
走出餐馆时，我想他该承认自己也许错了。可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变通了一下他的大男子主义，用以化解此刻的尴尬。
“只有在法国，”他说，“你才能在这样不知名的地方尝到如此的烹调绝技。”他向绵延不绝的远山和普照河谷的太阳挥了挥手臂，“回来真好，是吧？”
是的，回来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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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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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这曾经真是一张合法的支票，只是历经风雨被弄得又脏又皱，连上面的数字都磨损得难以辨认。要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又令人起疑的老古董，那真是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行为。
悬而未决的谋杀（1）
我与马里厄斯初次相遇，就几乎酿成血案。
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马里厄斯那高高的身影。他手插在上衣兜里，在去往村里的大路中央漫步。听到车声，他转过身，看到我正驱车驶来。
在这段路上有过一两次令人心悸的经历后，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任何过客，包括行人、 自行车骑士、拖拉机司机以及狗和惊慌的鸡群。他们的举动实在太难预料了。
我逐渐减慢了车速。他却突然扑到车前，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汽车，多亏我的脚一直踩在刹车上，才没让他的拥抱得逞。车在离他仅仅十几英寸的地方停下。
他先冲我点头致意，然后绕到右侧打开车门，上了车。
“你好，”他有着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里吗？我的电动自行车正搁在那儿修理。”
他原说好在咖啡店前面下车，可到了咖啡店，他却没有要下车的样子。我看他的神情，好像是在关注挡把旁盘子里的零钱，那是我准备停车时投入停车计时器的。
“你不打算拿十法郎吗？打个电话用？”我指着盘子问。
他仔细地在盘子里翻腾着，最后拿了一枚十法郎的硬币，冲我喜笑颜开，随后便消失在咖啡店里。但在经过咖啡店旁的那部投币电话时，他连装装样子瞥一眼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幕喜剧不断重现。马里厄斯经常出现在我眼前，不是在街道上徘徊，就是在村子里闲逛，然后是伸手搭车。他的电动自行车一直在修理，他每次还都要打个电话。
一段时间后，我们干脆免去了那些烦琐的表面形式。我专门在挡把旁的盘子里预备出两个十法郎的硬币，马里厄斯也一来就直接将钱揣入口袋。这种步骤我们俩都非常满意，它高效、文明，也避免了我们庸俗地去讨论金钱。
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已开始超越初级的金钱关系，而呈现出某种社交的特征。这情形最开始出现在两三个月以后。
一天早上，我去邮局，看到马里厄斯正对着一张纸进行操作，他坚持要把纸递给柜台里的女营业员。女营业员却频频摇头，又把纸推了回来。同时她还不停地耸肩，最后以听得见的噘嘴声作为结束。说到噘嘴声，那是一种法国人常用来说“不”的方式，方法就是把气流从往下撇着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再接下来双方陷入了沉默，交涉显然难以继续了。
我的到来更让女营业员有了不再交涉的借口，她侧向马里厄斯，对我道了声早安。马里厄斯回头一见是我，脸上的怒气立刻烟消云散。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到外面等你。”
在外面他对我说，女营业员拒绝兑现他的五百法郎支票，他要指控她缺乏想像力，性格乖戾，不思助人。他将支票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又说，这真是一种有效的集资工具。
他把支票递给我，风吹得支票瑟瑟乱抖。我估计这曾经真是一张合法的支票，只是历经风雨被弄得又脏又皱，连上面的数字都磨损得难以辨认。要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又令人起疑的老古董，那真是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行为。我对马里厄斯这样说着，再说我身上也没有五百法郎。
“非常遗憾，”他说，“既然这样，你请我喝杯酒总可以吧。”
我发现，这种可爱的厚颜无耻我竟然很难拒绝，也许正因为我身上这种东西太过缺乏的缘故。两分钟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在咖啡店深处就座。由于以前的会面都在车里，我的眼睛一直看着道路，所以这是我头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正面观察他。
他的面孔耐人寻味，气候一定对他的肤色造成了太多的不良影响，因此他那皮肤就像粗糙的树皮。别人脸上有皱纹的地方，他却是深沟；别人脸上的光滑处，他却有皱纹。但他眼睛很亮，还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又粗又硬，呈灰色，留的是平头。我估计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
他从军用夹克口袋里掏出一盒点煤气炉的粗头火柴，点上了一支香烟。我发现他左手的拇指被什么东西齐根削去了，或许是修剪葡萄藤时失手致残。
喝了一大口红葡萄酒后，他的身体有些颤动，好像是表示谢意，然后就开始了发问。他说我讲法语的样子有点像德国人。当我说我是英国人时，他显得非常吃惊，因为众所周知，英国人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