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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灶只能是高温灶。从烟囱升起的黑烟只能是从烟囱升起的黑烟。
最初跨过现实与非现实（或非现实与现实）之间横陈的那个深渊的，是当初中英语老师的大学同学。婚后第三年，妻子为了生孩子，年底回四国娘家去了。
一月间一个过于暖和的星期日下午，他在百货商店五金柜台买了一把锋利得足可削掉象耳的西德剃须刀和两盒剃须膏，回家烧好洗澡水，又从冰箱里拿出冰块，喝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随后在浴缸中一刀切开手腕血管死了。
两天后他母亲发现了尸体。警察赶来拍子几张现场照片。倘若好好配上一盆花卉，简直可以用来做番茄汁广告。
自杀——警察正式发表看法。家中上着锁，何况当天买剃须刀的是死者本人。
至于他出于什么目的买根本不可能用上的剃须膏（且是两盒），则无人知晓。
可能他不能很快适应自己将在几个小时后死去这一念头。或者害怕商店售货员看出自己将要自杀亦未可知。
没有遗书没有潦草写下的字条，什么也没有，唯独酒杯和空威士忌瓶和装冰块的小桶以及两盒剃须膏留在厨房餐桌上。
肯定他在等洗澡水开的时间里，一边左一杯右一杯往喉咙里倾注加冰黑格威士忌，一边持续盯视剃须盒来着。并且说不定这样想道：
我已无须刮第二次胡须了！
二十八岁青年的死，如冬天的冷雨一样令人黯然神伤。
接踵而至的十二个月之间，四个人死了。
三月，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的油田事故中死了一人。六月死了两人，死于心脏病发作和交通事故。七月至十一月和平时光连续。十二月中旬，最后一人同样死于交通事故。
除去一开始提到的自杀的朋友，那几个差不多一瞬间就没命了，连意识到死的时间都没有，给人的感觉就像在漫不经心爬早已爬熟的楼梯时突然踩空了一块踏板。
“给我铺上褥子好么？”一个男子说。他就是六月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那个朋友。“后脑勺嘎巴嘎巴直响。”
他钻进被窝睡了，再未醒来。
十二月死的女孩在那一年中年龄最小，也是唯一的女性死者。二十四岁，革命家和摇滚乐手的年龄。
圣诞节前一个冷雨飘零的黄昏，啤酒公司的送货卡车和混凝土电线杆之间形成一个悲剧性的（且极为日常性的）空间，她被夹死在那个空间里。
参加完最后一个葬礼的几天之后，我带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西装和礼品威士忌，来到西装主人的公寓。
“实在谢谢了，帮了大忙。”
“不用介意，反正我也不用。”他笑道。
冰箱里仍有半打冰镇啤酒，坐感舒适的沙发微微漾出太阳味儿。茶几上放着刚洗净的烟灰缸和圣诞节用的盆栽一品红。
他接过带塑料罩的西装，以把刚刚冬眠的小熊放回洞穴的手势轻轻收进立柜。
“但愿西装没有沁入葬礼味儿。”我说。
“无所谓，本来就是派那个用场的衣服。担心的倒是衣服里边的你。”
“唔。”
“毕竟葬礼一个接一个。”他把腿架到对面沙发上，边说边把啤酒倒进玻璃杯，“一共几个？”
“五个。”我把左手指全部伸开给他看，“不过，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那么感觉的。”我说，“死的人数够可以的了。”
“蛮像金字塔咒语的嘛：星星在天空巡回，月影遮蔽太阳，那时……”
“是那么回事。”
喝罢半打啤酒，我们开始对付威士忌。冬日的夕晖犹如徐缓的坡路一般射入房间。
“你最近脸够阴沉的。”他说。
“是吗？”
“肯定半夜想东西想过头了。”
我笑着抬头看天花板。
“我么，半夜已经不想东西了。”他说。
“不想了干什么？”
“一不开心就大扫除。开吸尘器，擦窗，擦玻璃杯，搬桌子，一件接一件熨衬衫，晒椅垫。”
“嗬。”
“十一点一到就喝酒睡觉，没别的。等到早上起来擦皮鞋的时候，大多数的事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哦。”
“人在深夜三点会想起很多很多事情，这个那个的。”
“有可能。”
“深夜三点动物都想东西。”他突然想起似的说，“深夜三点可去过动物园？”
“没有，”我怔怔地回答，“没去过，这还用说。”
“我去过一次。求了熟人，本来不能进去的。”
“呃。”
“奇特的体验！用嘴我是说不好，感觉就好像地面无声无息地四分五裂，有什么从中爬上来，而眼睛又看不见爬上了什么。反正它们在黑暗中蹦来跳去，像凉瓦瓦的气块。肉眼看不见，但动物们感觉得到它们，我则感觉得到动物们感觉到的它们。总之，我们脚踏的这个大地一直通到地球的核心，多得惊人的时间给地球核心吸了进去……这你不觉得离奇？”
“啊。”
“再不想去第二次了，半夜去什么动物园！”
“台风时还顺利？”
“嗯，”他说，“台风时顺利得多。”
电话铃响了。
照例是他细胞分裂式的女友打来的没完没了的电话。
我无奈地打开电视。二十七英寸电视，手指轻轻一碰手边的遥控器，频道就悄然变换。音箱有六个之多，觉得像进了过去的电影院，兼放新闻纪录片和动画片的电影院。
我上下换了两轮频道，决定看新闻节目。国境纠纷，大楼失火，币值升降，汽车进口限制，寒季游泳比赛，全家集体自杀。每起事件都像初中毕业照似的多少在某处相关相联。
“看到有趣新闻了？”他折回来问道。
“算是吧。”我说，“好久没看电视了。”
“电视起码有一个优点，”他想了一会说，“可以随时关掉。”
“压根儿不开更好。”
“真有你的！”他惬意地笑笑，“不过我可是有爱心的人哟。”
“像是。”
“可以了？”说着，他按下手头的电源开关。图像即刻消失，房间静悄悄地没了声音。窗外大厦的灯开始闪亮。
五六分钟时间里，我们没什么要谈的话题，一个劲儿喝威士忌。电话铃又响了一次，这回他佯装未闻。铃声响罢，他心血来潮地重新打开电视。图像立时返回，新闻解说员用一根棒子指着身后的曲线表继续就石油价格的波动喋喋不休。
“这小子根本没意识到我们关了五分钟。”
“那是的。”我说。
“何故？”
我懒得动脑筋，摇了下头。
“因为在关掉电视那一瞬间，双方都成了零。无论我们还是那家伙，都是零。”
“不同看法也是有的哟。”我说。
“那自然。不同看法能有一百万种。印度长着椰子树，委内瑞拉从直升机上撒政治犯。”
“噢。”
“别人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他说，“但世上不办葬礼的死法也是有的，无气味的死也是有的。”
我默然点头，用手指捏捏一品红的绿叶，“已经是圣诞节了。”
“对了，还有香槟呢，”他一本正经地说，“从法国拿回来的上等货。不喝？”
“是给哪里的女孩备的吧？”
他把一瓶冰镇香槟和两个玻璃杯放在茶几上。
“不知道吗？”他说，“香槟什么用途也没有，只有在该开瓶盖的时候。”
“有道理。”
我们打开瓶盖。
然后谈起巴黎的动物园及其动物们。
那年年底有个小型晚会。每年都租用六本木一带的酒店开的晚会，从傍晚一直开到第二天元旦。有不太糟糕的钢琴三重奏进场，有美酒佳肴上来，加之几乎没有熟人，只要呆坐角落即可，因此算是蛮开心的聚会。
当然要被介绍给几个人。呀初次见面／嗯是啊／正是正是／也就那么回事吧／顺利就好顺利就好。如此不一而足。我微笑着找合适时机离开他们，换一杯对水威士忌返回角落里的座位，继续思考南美大陆各国及其首都。
不料那天被介绍给我的女性竟手拿两杯对水威士忌跟到我座位前面来了。
“是我主动请人把自己介绍给你的。”她说。
她虽非引人注目的美女，但给人的感觉极好，而且恰到好处地穿一身价值不菲的蓝色丝织连衣裙。年龄三十二岁上下吧。只要有意，她完全可以打扮得更年轻些，但她好像认为没那个必要。两手共戴三只戒指，嘴角漾出夏日黄昏般的笑意。
由于话未能顺利出口，我也面带和她同样的笑意。
“你和我认识的一个人一模一样。”
“噢。”这话和我学生时代常用的甜言蜜语如出一辙，不过看上去她不像玩弄那种惯用伎俩的人。
“脸形、体形、气质、说话方式，全都一模一样，简直叫人吃惊。你一来我就观察你。”
“既然有人跟我那么像，很想见上一面。”我说。这也是过去我在哪里听过的台词。
“真的？”
“嗯。不过有一点点怕。”
她的笑意陡然加深，又马上复原。“可是不成啊，”她说，“五年前就死了，正是你现在这年龄。”
“哦。”
“我杀的。”
钢琴三重奏似乎结束了第二场演奏，四周劈哩啪啦响起有气无力的掌声。
“像是谈得很有进展嘛。”晚会女侍应生来到我们身旁说。
“嗯。”我应道。
“那当然。”她高兴地接上一句：
“若有什么想听的曲目，他们可以给我们弹，如何？”女侍应生问。
“不不，可以了，就在这里这么听一听蛮好。你呢？”她说。
“我也同样。”
女侍应生莞尔一笑，转去另一张餐桌。
“喜欢音乐？”她问我。
“如果是好世界上听好音乐的话。”我说。
“好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好音乐！”她说，“好世界的空气是不振动的。”
“言之有理。”
“看过沃伦·比蒂主演的在夜总会弹钢琴的电影？”
“没有，没看。”
“伊丽莎白·泰勒是夜总会的来客，穷极了惨极了，那个角色。”
“唔。”
“这么着，沃伦·比蒂就问伊丽莎白·泰勒：有什么想听的曲目？”
“那么，”我问，“想听什么来着？”
“忘了，过去的电影嘛。”她闪了闪戒指，喝一口对水威士忌，“不过我不喜欢自选曲目，总有些让人提不起兴致，就像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刚开始就得考虑完了时的事。”
她叼起烟，我拿火柴给她点上。
“好了，”她说，“还是说和你相像的那个人吧。”
“怎么杀的？”
“投到蜂箱里去了。”
“说谎吧？”
“说谎。”她承认。
我喝口水宋代替叹气。
“当然不是法律上的杀人，”她说，“也不是道义上的杀人。”
“既非法律上的杀人又非道义上的杀人，”我归纳——虽然并不情愿——她的话的要点，“然而你杀了人。”
“不错。”她不无得意地点点头，“杀了非常像你的人。”
乐队开始演奏。一支想不起名的旧曲子。
“五秒都没花上，”她说，“杀他的时候。”
沉默持续有顷。看样子她在细细把玩沉默。
“关于自由你可想过？”她问。
“时不时的。”我说，“干嘛问起这个？”
“能画雏菊？”
“或许……活像智商测试嘛！”
“差不许多。”说罢，她笑了笑。
“那，我可通过了？”
“嗯。”她回答。
“谢谢：”
乐队开始演奏《萤之光》。
“十一点十五分。”她扫了一眼项链坠儿上的金表说道，“我么，顶顶喜欢《萤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