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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她所说的场所是指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指在黑漫漫的宇宙中绕行不休的这个岩体。我默然抓起她的手放在自己膝头，再把自己的手轻轻放上去。她的手很暖，内侧潮乎乎的。我毅然开口道：
“我没有办法向你很好地解释我这个人。我时常闹不清自己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自己在考虑什么如何考虑，以及追求什么。甚至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应该怎样使用都稀里糊涂。这种事一一细想起来，有时真的感到可怕。而一害怕，就只能考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变得十分自私，从而伤害别人，尽管我并不愿意。所以，我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无法继续说下去，我的话因而“噗”的一声半途折断。
她默不作声，似乎在等我的下文，并且依然盯着自己的鞋尖。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呼啸声。站务员用扫帚归拢月台上的垃圾，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由于时间晚了，电车班次已明显减少。
“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我说，“不是说谎。但不仅如此。表达我虽表达不好，总之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为什么我不清楚。为什么呢？只是长时间在一起这个那个交谈当中蓦然这样觉得的。而且我始终在考虑——这种地道是怎么一回事？”
她扬起脸，定定看一会我的脸。
“不是故意让你上错车的，”我说，“大概是我想东西的关系。”
她点点头。
“明天打电话，”我说，“再去哪里慢慢聊聊。”
她用指尖揩去泪痕，双手插回大衣袋：“……谢谢。老是麻烦你，真对不起。”
“不该你道歉，出错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们就这样分别了。我一个人坐在椅上没动，点燃最后一支烟，把空烟盒扔进垃圾箱。钟已快十二点了。
我注意到那天夜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已是九个小时以后的事了。那实在是愚蠢透顶、彻底致命的过失：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我四处找得好苦，但无论临时工名册还是电话簿上，都没有她的电话号码。问大学的学生科也没问出名堂。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
她是我遇上的第二个中国人。
4
讲一下第三个中国人。
前面也已写到，他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算是我朋友的朋友，还交谈过几次。
重逢时我二十八，结婚都已六年了。六年里我埋葬了三只猫，也焚烧了几个希望，将几个痛苦用厚毛衣包起来埋进土里。这些全都是在这个无可捉摸的巨型城市里进行的。
那是十二月一个阴冷的午后。没有风，但空气砭人肌肤，云间不时泻下的阳光也无法抹去街市上笼罩的暗幽幽的灰膜。去银行回来的路上，我走进面对青山大道的一家整面落地玻璃窗的咖啡馆，边喝咖啡边翻动一本新买的小说。小说看倦了，便抬眼打量路上的车流，然后又看书。
注意到时，他已经站在了我面前，道出我的名字。
“不错吧？”
我愕然地从书上抬起眼睛，答说“不错”。对方面孔没有印象，年龄与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谐调、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人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脸也是那样的气氛，五官固然端正，但现出的表情却好像是为了逢场作戏而从哪里勉强搜集来的残片的组合，或排列在应付了事的宴会桌上的不配套的盘子。
“坐下可以吧？”
“请。”我说。
他在我对面坐下，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和小巧的金色打火机，但未点火，只是放在桌子上。
“怎么样，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我不再搜寻记忆，便老实坦白，“抱歉，总是这个样子，想不起别人的面容。”
“恐怕还是想忘却过去的事吧？我是说潜在性地。”
“有可能。”我承认。真有可能。
女侍者拿来水，他要了美国咖啡，并嘱咐要弄得很淡很淡。
“胃不好，说实话医生不让我吸烟喝咖啡的。”他边摆弄那盒烟边说，显现出胃不好的人谈胃时特有的神色，“对了对了，接着刚才的话说——我出于和你同样的缘由，过去的事一件也没忘，真的没忘，也真是怪事。我也想把各种事情忘个一干二净来着。越想睡眼睛越有神，是吧？同一码事。自己也搞不清何以这样。专门记过去的事，而且记得一清二楚，我真有点担心再没余地记忆以后的人生了。伤脑筋！”
我把仍拿在手上的书扣在桌面上，喝了口咖啡。
“而且都记得那么活龙活现，当时的天气、温度，甚至气息，简直就像现在还身临其境，以至于自己也不时糊涂起来：真正的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活着呢？有时甚至觉得此时此地的事物说不定仅仅是自己的记忆。你可有这样的感觉？”
我漠然地摇了下脑袋。
“你的事也记得真真切切。从路上走隔着玻璃一眼就看出是你。打招呼打扰你了吧？”
“哪里，”我说，“可我这方面横竖想不起来，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是我自己擅自找上门的，别介意。该想起的时候自然想起，是这样的。记忆这东西，机制完全因人而异，容量有异，方向性也有异，既有帮助大脑发挥作用的，也有阻碍性的，无所谓哪个好哪个坏。所以不必介意，不算什么大事。”
“告诉我你的名字好么？怎么也想不起，想不起来心里不痛快。”我说。
“名字那玩艺儿怎么都无所谓，真无所谓。”他说，
“你想起来也好，想不起来也好，怎么都好，怎么都一回事。不过，若是你对记不起我名字那么介意的话，就当我是头一次见面的人好了，反正也不影响交谈。”
咖啡上来，他并不觉得好喝似的啜了一口。我琢磨不出他话里的真正含义。
“有那么多水从桥下流过——高中英语教科书里的，可记得？”
高中？这么说，他是我高中时代认识的？
“的确是那样，近来站在桥上呆呆往下看着，就忽然想起这个英语例句来。这回是作为实感把握的：果然，时间这东西就是这样流逝的。”
他抱起胳膊，身体深深缩在椅子里，脸上现出暧昧的表情。尽管那是一种表情，但我全然郴能理解那到底意味怎样的情感。他的制作表情的遗传因子似乎边边角角磨损了许多。
“结婚了？”他这样问我。
我点头。
“小孩？”
“没有。”
“我有一个。男孩。”他说，“四岁了，上幼儿园，身体倒是好。”
孩子的事至此说完，随后我们沉默下来。我吸烟，他马上拿打火机给我点上，手势极为熟练自然。我不怎么喜欢别人为自己点烟斟酒，但对于他倒没甚介意，甚至好一会都没意识到是他给点的火。
“做什么工作？”
“小买卖。”我回答。
“买卖？”他怔怔地张大嘴，隔一会才这样说道。
“是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买卖。”我支吾过去。
他只点了几下头，再未发问。不是不想谈工作，但一来谈起来话长，二来有点累，没气力一一谈完，再说我连对方姓名都不知晓。
“不过吃了一惊，你居然也做起买卖来了。你原本不像买卖人来着。”
我微笑不语。
“记得过去你只知道看书。”
“书现在倒也在看。”我苦笑道。
“百科事典呢？”
“百科事典？”
“对，可有百科事典？”
“没有。”我莫名其妙，摇了下头。
“不看百科事典？”
“那个嘛，有的话倒也会看的。”我说。可眼下我住的房间连放那玩艺儿的空位都没有。
“老实说，我正到处兜售百科事典。”他说。
刚才占据我心田一半的对他的好奇心倏然消失。原来如此，他在卖百科事典。我喝一口已经变凉的咖啡，尽可能小声地把杯子放回碟子。
“想要是想要，有了还是好的。遗憾的是眼下没钱，真正一文不名。一大堆债，刚开始还。”
“喂喂，算了算了！”他说，并摇了下头，“又不是向你推销百科事典。我也穷得和你半斤对八两，但还不至于沦落到那步田地。况且说实在的，我大可不必向日本人兜售的，这是规定。”
“日本人？”我问。
“对，我是专门找中国人，只向中国人卖百科事典。用电话簿把东京都内中国人挑出来列成表，然后一户户登门拜访。谁想出来的不知道，但这办法实在高明。销路也不坏。按响门铃，道一声您好，递上名片自我介绍，简单得很。往下靠的就是所谓同胞情谊，事情很快就谈成了。”
有什么东西突然叩击我脑袋里的键。
“想起来了！”我说。
是我上高中时认识的中国人。
“不可思议啊！自己现在也闹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落到沿街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这个地步的。”他一副客观叙述的口气，“当然喽，细节一个个想得起来，但看不清全貌。而意识到时，早已成了这个样子。”
我和他不曾同班，个人之间也没怎么亲密交谈过，不过是朋友的朋友那种程度的交往而已。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
“这样那样有好多事情，不过都那么啰嗦那么黯淡那么乏味，肯定不听为好。”他这样说道。
我没办法回答，便缄口不语。
“也不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他说，“很多糟糕事凑在了一起，但原因终归在我身上。”
这时间里，我使劲回想高中时代的他，但想出来的异常模糊。似乎有一次坐在谁家厨房餐桌旁一起边喝啤酒边谈音乐。大概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可这也很依稀，像是一段早已遗忘的旧梦。
“为什么跟你打招呼呢？”他自己问自己似的说，用手指来回转动桌上的打火机。“不管怎么说是打扰了吧？对不起啊！不过遇上你怪亲切的，倒也不是说哪一点感到亲切。”
“哪里谈得上打扰。”我说。这是真心话。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很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沉默片刻，因不知再说什么好，于是我吸剩下的烟，喝剩下的咖啡。
“好了，该动身了。”他边说边把烟和打火机揣进衣袋，椅子稍往后拉了拉，“也偷不成多少懒的，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推销。”
“有小册子？”我问。
“小册子？”
“介绍百科事典的。”
“噢，”他有点恍惚地说，“现在没带，想看？”
“想看。单纯出于好奇心。”
“那，寄到你家去好了。住址可以告诉我？”
我从手册上撕下一页，写下住址给他。他看了一眼，工工整整地折为四折，放进名片夹内。
“事典相当可观。不是自己卖才这么说，的确出得好，彩色照片也多。肯定有用。我也偶尔拿在手上啪啦啦翻上几页，足可解闷。”
“几年以后买说不清，但手头宽裕了或许会买的。”
“那自然好。”他嘴角上再次浮起竞选宣传画般的微笑，“想必有那一天的。只是，那时候我怕早跟百科事典不相干了。中国人家庭大致转完之后，往下就没事可干了。干什么呢？接着怕是专门劝中国人加入平安保险，或者去推销墓石。也罢，反正总有什么可卖吧。”
当时我想对他说句什么，因我想恐怕再难见到他了。我想对他说的是有关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