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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本性对批评过份敏感。他很快就认识到民意是反对他的，普遍认为他应对卡斯特利奥的下台负责。他刚达到了他的目的，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独立思想的人直接逐出了日内瓦，就意识到自己得为卡斯特利奥目前的贫困和苦难负责，他因此感到不安。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的离职决定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作出的。作为加尔文（从政治上说起来，此人是瑞士最强有力的新教徒）的对手，卡斯特利奥不可能指望很快就接到改革教会的另行任命。他鲁莽的离职决定，使他处于赤贫状态。这一曾任日内瓦宗教改革学院院长的人被迫为乞讨口粮挨户奔走。加尔文是够聪明的，他意识到当一个被击败的对手明显地处于贫困状态时就会铤而走险。现在卡斯特利奥已不再在他旁边使他恼火了，因此，加尔文想为那被追猎的人留一条退路。在这个时候，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时间，一封信接一封信地为自己开脱。他称为了替卡斯特利奥那个穷小子谋一个合适的职位，他找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卡斯特利奥为什么穷苦，那还不是加尔文的过错？）“我希望能从什么地方借到一笔足够的贷款，我将尽一切力量助成此事。”但卡斯特利奥不象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他告诉所有的人，由于加尔文的专横跋扈，他被迫离开了日内瓦。这就触到了加尔文的痛处。因为加尔文从来不公开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独裁者，他总是形容他自己是一个谦卑恭顺地完成人们分派给他困难工作的人。
加尔文写信给他朋友们时的口气很快就变了，他不复同情卡斯特利奥了。“如果你知道这情况就好了，”他写信给人说：“这杂种狗（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冲着我狂吠乱叫。他称他是被我的专制暴虐逐出公职的，他称我希望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几个月之内，就是这样一个被加尔文形容为够得上担任上帝仆人神圣职务的人，成了一只“野兽”，一条“杂种狗”——这只不过因为卡斯特利奥宁愿受极端的贫穷，也不愿出卖自己，不愿因为赠予牧师的傣禄而缄口。
这一英勇地受穷、自愿受难的行为，在卡斯特利奥同时代的人中间引起了敬佩。蒙田说过，象卡斯特利奥这样做过那么多好事的人，会落在那万恶的时代里，实是可叹。那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说，有很多人如果及时知道卡斯特利奥匮乏的话，毫无问题，他们会乐于帮助他的。蒙田太自信了。没有人对卡斯特利奥最低限度的需求，帮过一点忙。年复一年，这一被逐出职位的人，得不到与他的卓越的学涧道德相配的位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所大学光顾过他，没有向他提供过一个传教士的职位。因为，在政治上瑞士各城市对加尔文的依赖已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一个人敢冒风险而向日内瓦独裁者的对手假以援手。无论如何，这个被追猎的人仍可在巴塞尔的奥伯林印刷所当一个低级校对员以挣得菲薄的收入，可是这职业并不是正式的，不足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也不足以养活他自己。为了扶养一群赡养者（数目是六或八人），卡斯特利奥加班当私人教师。多年的匮乏使他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最后，巴塞尔大学给予这一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人一个希腊文读经人的位置。但这一读经的位置，荣誉性质大于挣钱，远远不能使卡斯特利奥从无休止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年复一年，生命延续着，这伟大的学者（很多人视他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得做雇工的活，他在巴塞尔郊区用手铲土。因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糊口。卡斯特利奥终夜兀坐校样：为别人的文章润色，翻译多种外文资料。我们计算了一下，他为巴塞尔印书商从希腊文、希伯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翻译过数千页的资料，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
由于这些年的去职，他衰弱的、过分敏感的身体被搞坏了。但他独立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从来没有被削弱过。因为在艰苦的劳动中，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组织争辩，写评论文章，交换意见。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不坚持艰苦的工作。他从来不知道旅游的欢乐、消遣的欢欣，甚至不知道名誉、财富等世俗的报酬。他宁愿接受无休止贫困的苦味，宁愿丧失睡眠的机会，也不愿对他的良心不忠实。这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英雄的灿烂的典范。这个人，虽然没有被世界看到，虽然在黑暗中被遗忘，但仍然为了他视作神圣而又神圣的享业——言论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坏而斗争。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之间的决斗还没有开始。但两个人、两种思想已互相对峙着。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妥协的敌手。他们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领域共同生活一天。虽然实际上他们是分开的，一在巴塞尔，一在日内瓦，但他们彼此密切地注意着：卡斯特利奥没有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没有忘记卡斯特利奥。他们彼此缄口不言，但那只是暂时的等待，等待说出那决定性的话。这样的对立，要比仅仅意见不同更进一步。那是一种哲学同另一种哲学的根本结仇，永远不能达成协议；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是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而对一个独裁统治来说，只要在它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思想，它就永远不能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当然从潜在的紧张到激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加尔文燃起火把，烧死了塞维特斯。卡斯特利奥现在是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了。只有当加尔文向每一个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战时，卡斯特利奥才以良心自由的名义，宣布对加尔文作生死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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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有时候，历史看来象是从成百万人中间挑选出一个杰出的人物，让他代表某些特殊的哲学观点。这样的人无需是一个第一流天才。命运往往满足于凭机缘使某一个名字在大庭广众中崭露头角。而打从那时以后，这个名字就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一个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的个性，由于他可怕的命运使人永远铭记着他。他有许多天赋，多种多样的才能，但它们却杂乱无章地编排在一起。他有一个有力、机敏、好奇而顽固的头脑，但很容易从一个问题游移到另一个问题。他要求把真理公诸于众的强烈愿望，常由于缺乏清晰的创造力而减弱。虽然他无书不读，但他那浮士德式的智力，使得他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门科学。他徘徊于哲学、医学和神学之间，常常以其大胆的言论，使读者眼花缭乱，但旋即又失之于自诩。有一次，在他先知式的启示中，他作了一个开拓性的观察，宣布一项肺循环的医学发现。他从不费心去利用他的发现，或追踪它与世界上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他浮夸的见识是照在他那个世纪黑暗外表的昙花一现的微光。他的智力充满了活力，然而他不能跟随他自己的光亮。因为唯有通过持久的努力，去追求一个目标，才能够把一个能干的人物，转变成为创造性的天才。
每一个西班牙人都有一个堂吉诃德的性格，这句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这一评论当然也可极妙地应用于米圭尔·塞维特斯这阿拉贡国人。他的身体瘦弱，脸色苍自，加上一把修剪得笔尖的胡子。因此在外表上很象那又高又瘦的拉曼查英雄（指堂吉诃德）；在内心里，他全然浸淫于堂吉诃德的光辉而怪诞的热望之中：为了荒唐行为去战斗，盲目地冲刺那现实的风车。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经常从事或相信他自己的新发明。这神学上的游侠，手持长矛，纵骑向所有可能的障碍猛冲。只有冒险、只有荒唐、反常和危险才能使他激动。他好斗地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互相攻击以定是非。他从不参加某个党派也不属于某个小集团。他永恒的孤寂，对善的憧憬，对恶的想象，总是独一无二和稀奇古怪的。
这样一个自高自大、趾高气扬、永远准备战斗的人物！所到之处，他必然会四处树敌。他的学生时代，先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后在法国的图卢兹，还是比较平静的。在图卢兹，他结识了查尔斯五世的忏悔神父，后者任命他为私人秘书，将他带到意大利，之后又带他到奥格斯堡议会。在那儿，这年青的人道主义者，就象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只要涉及到那场宗教大辩论，就被压倒的热情所征服。老教义和新教义之间的斗争，对他起了发酵的作用。在那边一切都是好斗的，而这一好争论的家伙，一定象别的人一样好斗；那边有这么多的人，急于要改革教会，他一定也在其中插了一手。他急切又热中，他考虑到，先前发生的、与古老教会的教导和解释的每次背离，都是胆小的、模棱两可的和非决定性的。在他看来，甚至那些能干的改革者，如路德、兹温格利和加尔文在清洗福音书方面都不够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打破三位一体的教条。塞维特斯以其青年不妥协的精神，在二十岁时就宣布说，尼加市行政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三个永恒的基督人格的教条是同神圣性质的统一体水火不相容的。
在宗教骚动的潮流正在高涨的时代，这样一个急进的观点并无惊人之处。当时，对所有价值正重新作出估价；对所有法律正重新进行阐述。人们要求有权打破传统。有权独立思考。灾难在于他从好争吵的神学家们所继承到的，不光是他们的好争吵，而且是他们最坏的品质——盲目地、死抠教条地争论不休。他急于向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教义所进行的改造是完全不合适的。而只有他，米圭尔·塞维特斯一个人才认识真理。他立即去拜访当代最伟大的学者：斯拉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和凯毕图，巴塞尔的奥依科仑巴图斯。在提到基督教教会时，他竭力主张他们迅速解决“错误的”三位一体教条。当一个西班牙的生手，精力充沛但却带有歇斯底里的气质，闯入这些尊贵的和老练的传教士们和教授们的屋子，坚持他们立即修改自己的观点并毫不踌躇地采取他革命的论点时，读者能够想象到他们的愤怒和憎恶了。他们觉得好象魔鬼本人派来了他的一个奴隶，他们就在身上画十字，驱除这狂热的异端妖魔。奥依科仑巴图斯就象赶走一条疯狗那样把他赶走，称他是一个“犹太人、突厥人、无神论者和一个入了魔的人”；布塞从他的布道台上谴责塞维特斯是一个魔鬼的孩子；兹温格利公开警告他的信徒们反对这“罪恶的西班牙人、他虚伪和邪恶的教条，如任其得逞，将横扫我们整个基督教”。
然而，正象凌辱和暴力医治不了拉曼查骑士的错觉一样，这吉诃德式的神学家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论点，也不愿受到别人的训斥。如果领袖们不能了解他，如果聪明的人、谨慎的人不愿在他们的书斋里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中间开展他的战役。整个基督教世界将读到他的论文。他要印一本书。在二十二岁时，塞维特斯倾其所蓄，出钱在哈根纳印了一本反映他观点的书（《三位一体的错误》，书籍登记第七号，一五三一年）。随即发生了风暴。布塞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