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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深受西方洗礼的优秀精英，对于外来价值文化便毫无异议地一切照单全收。外国事物虽同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个人之间的观点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从百分之百的吸收同化，到对西方深刻的不信任，什么情况都有。然而在疑纳之间，却都深信唯有采用西方的新制度及新发明，方能维系本国特有的文明于不坠。各国现代化运动中，推动最有力且最成功的例子，首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然而日本之维新，事实上并不以日本的全盘西化为宗旨，却在保守传统日本的再生。同理，第三世界的维新之士所寄于西方计划意识者，不在其表面的理论文字，却在其本身寄寓的言外文章。因此，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年代里，社会主义（也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很受刚从殖民政权解放的新政府的欢迎。不单单因为反对帝国主义一向是城市左派的主张，更由于苏联的计划性工业化模式深得其心。在它们的眼里，苏联式的计划可以使落后的本国进步。这项目的，远比解放本国大众更为重要——且不管这一国的穷苦阶级，到底该如何定义（见第十二章）。同样地，巴西共产党虽始终矢志于马克思的学说，并主张超越国界的劳工联合；但自1930年以还，强调建设发展的“民族主义”，却成为该党党纲的一项“主要成分”，重视之程度，甚至与劳工利益相冲突也在所不惜（martinsrodrigues，p．437）。总而言之，这些一手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领袖人物，不论是有意无意，更不论其目的为何，现代化——即对西方模式的仿效——往往是这些人达到目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
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观念上，与一般同胞百姓有极大的差异，更可见西化扮演地位之重要。大君与贱民之间唯一的共通点，往往只剩下对白人种族主义（即北大西洋白人）的同仇敌忾。但是就这种被歧视的心理而言，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尤以“匹妇”为甚），被洋人歧视的感受反不如上层人士为深——因为下层阶级的小老百姓，在本国社会的身份地位一向就不如人，与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伊斯兰世界，则有共同的信仰维系上下众人——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一律蔑视——不过在其他非宗教性的文化里，就少有信仰共系一国之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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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帝国告终 2
。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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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到了帝国时代更为发扬光大，深入全球每一角落，彻底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面貌。自十月革命以还，资本主义的脚步虽然曾在苏联大门口暂事停留，其势却已不复可挡。1929－1933年间的经济大恐慌，因此成为反帝国主义及第三世界争取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挟带着资本主义而来的北大西洋势力，来势汹汹；任何一个地区，只要在西方商人及政府眼中稍具某种程度的经济吸引力，不论其该地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都将无可逃遁，被吸入世界性市场的控制之中。唯一的例外，只有那些不适于人居住的地区，如阿拉伯的沙漠地带，在石油或天然气发现以前虽然神秘多彩，却因为缺乏经济价值，一时得以逃过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撒下的天罗地网。一般来说，第三世界对世界市场的贡献多属农产品类的供应——包括工业原料、能源，以及农畜产品等——同时也为发达国家资金提供了投资的出路，包括政府贷款、运输通讯和城市的基础建设。若无这方面的建设，从属国的资源就没有那么方便供其剥削了。1913年间，英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海外投资——当时英国资金的输出，还超出其他各国资金输出的总和——都集中在政府股票、铁路、港口，以及运输方面（brown，1963，p．153）。
然而，这些从属国家之所以工业化，却非任何人有意的计划，即使在南美国家也不例外。畜牧业发达的南美洲，将当地出产的肉类加以处理，做成罐头以便运输，本是最合理的发展。可是罐头工业的出现，其意并不在帮助南美国家的工业化。说起来，葡萄牙不也有沙丁鱼装罐业及葡萄酒装瓶业？可是葡萄牙并未因此而工业化。该国的工业化，也不是这两项工业建立的目的。事实上，北方各国政府及实业家对待这些从属国家的主要做法，是以出口养进口，也就是以当地农产品的收入，换购西方国家制造业的成品。1914年以前在英国控制下的世界经济，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见《帝国的年代》第二章）。不过实际上，除了某些由殖民者建立的国家所谓“移居国资本经济”（settler capitalism）之外，一般从属国对西方国家产品的消化并不大。印度次大陆上3亿居民，中国境内4亿人口，皆贫穷不堪，加上本地生产足够国民日常所需，实在没有多余的能力再向外购买任何产品。不过大英帝国运气好，在它称霸世界经济的年头，中印两国贫苦大众的购买力虽小，但是7亿之众的锱铢之数加起来，毕竟还是可以维持兰开夏（lancashire，英国纺织工业重地）棉纺工业的生意继续运转。英国纺织业利益之所在，与北方诸国其他制造业没有两样，无非使得依赖性市场对其产品依赖日深，以至走上完全依赖之路。也就是让前者始终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型经济状态之下。
然而，不管西方是何居心，他们的如意算盘却往往无法全盘得逞，部分原因，也就出在世界经济社会那股强大的吸引力。本土经济一旦被投入了这股买进卖出的商业社会大旋流，当地市场便油然而生，连带刺激了当地消费产品的生产活动。而本地的生产设施，购置成本自然也比较低廉。另外部分原因，则由于多年从属地区的经济生产——尤以亚洲为最——原本便具有高复杂度且悠久的组织源流及制造背景，更拥有相当成熟复杂的生产技术，以及丰富优良的人力资源。于是巨型的集散城市——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到孟买、上海、西贡——便成为北方诸国与从属世界联络的典型环节。在进口业务大伞一时的笼罩之下，这些城市纷纷兴起了自己的工业——虽然这种趋势并非其统治者的本意。很长时期以来，进口的兰开夏棉织品不但距离遥远，而且价钱昂贵。现在既有近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孟买北边的商业中心）。上海的本地厂家——不论是由当地人自办或是为外商代理——不必花费太多力气，便可轻易就近供应印度或中国的市场。事实上，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地的真实写照，英国棉织业的前途便也就此断送。
马克思的预言显然很符合逻辑，工业革命的火花最终果然传遍了全世界。可是我们在深思马克思的预言之余，却又不得不为另一个现象感到惊诧：直到帝国时代结束为止，事实上直至1970年以前，绝大部分的工业生产，始终不出发达资本性经济之门。若打开世界工业地图来看，30年代后期的唯一改变，是苏联五年计划的实施（见第二章）。迟至60年代，位于西欧和北美的原有工业心脏地带，依然包办了全世界七成以上的总生产毛额。至于“附加性价值生产”（valueadded in manufacturing），也就是工业性的出产，更几乎高达八成（harris，1987，pp．102－130。旧有西方世界独霸的重心，一直到20世纪后三分之一之际，才发生重大并显著的转移，其中包括日本工业的兴起——1960年时日本的生产总额，还不及全球工业总额的4％。因此直到70年代，经济学家才开始著书讨论“国际分工的新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旧心脏地带的工业力量，在此时方才开始出现衰退的现象。
帝国主义，也就是那“旧有的国际分工形式”，在骨子里显然便有一股积极强化核心大国垄断工业地位的倾向。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刻意延续落后国家落后状态的做法，曾在两战之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力抨击。1945年后，新兴起的一批研究各种“依赖理论”的学者，也对帝国主义的自私心态提出严厉批评。这一类的攻击固然理直气壮，然而矛盾的是，工业建设在早年之所以始终留在老家而不曾向外扩展的真正原因，却正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说得更精确一点，主要是因为当时运输通讯的科技不够完善，妨碍了工业种子的传播。要知道企业以谋利为目的，以资本累积为手段。根据它们见钱眼开的这一本账，若无必要，显然没有非将钢铁生产留在宾夕法尼亚州（州内的匹兹堡为美国钢铁重镇）或鲁尔（ruhr，德国工业重地）不可的理由。但是工业国的政府则不同，尤其是那些倾向保护主义或拥有庞大殖民地的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自然会使出全部手段，极力遏止具有潜在竞争可能的对手出现。其实就根本而言，建设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政府也不无好处。但是列数各殖民国家，只有日本在这方面进行过有系统的尝试。1911年并吞朝鲜之后，日本曾在那里设立了重工业。1931年后，又分别在中国的满洲、台湾两地兴建重工业。日本的动机，在于它看中了殖民地丰富的资源，加上地理位置接近，正可弥补本国原料稀少的缺憾，直接为日本的工业化效命。此外，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