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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与轴心势力合作，基本上只能属于一种战术手段。即使在东南亚一带，虽说日本的统治不似旧帝国般控制，而且由非白人之手施于白人之身，这种局面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原因在日本人本身具有极为褊狭的种族意识，因此对于解放其他殖民地的意愿自然不甚高（事实上这段日本统治时期果然极短，因为日本很快战败）。而法西斯主义，或所谓轴心式的国家主义，对殖民地人士的吸引力也不甚高。由另一方面来看，以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这类人物为例，虽然他毫不迟疑，便投入1942年大英帝国危机年的“英人退出印度”反抗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大异其趣），可是尼赫鲁却始终深信，独立自由之后的印度，应该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必将成为印度的盟友——苏联典范俱在，甚至有可能成为印度立国的榜样。
鼓吹殖民地解放的领导人物与发言人士本身，在他们意欲解救的广大民众当中，往往居于少数。可是这个事实，却更使其向反法西斯的力量汇集。因为绝大多数殖民地民众的心灵感情，比较容易受到法西斯同类要求的感动与动员。这一类感情包括了传统思想、宗教与民族的排外性、对现代世界的疑虑心理等等。若不是因为纳粹有无比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早已为纳粹感召。但在事实上，民气虽然可用，当时却不为任何一方充分动员，至少不曾发挥过重大的政治作用。虽说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教的确在1918－1945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的动员，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敌意甚深的哈桑（hassanal…banna）伊斯兰教兄弟党，更曾于40年代成为宣泄埃及民怨的旗手。该组织与纳粹意识的结合，更非暂时性战术的应用，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意，证实了其中意味的深长。但是最后真正在穆斯林国家登台掌权的人物，有些虽然是站在原教旨主义群众的肩头登上台，骨子里却属于主张现代改革派的人。发动1952年埃及革命的校级军官，便是解放后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埃及为数甚少的共产主义团体一直有联系，而后者的领导成员却凑巧多为犹太籍人（perrarlt，1987）。至于在印度次大陆，所谓“巴基斯坦”自成一地的概念（这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产物），有人将之形容为“一群非宗教精英分子的精心设计。一方面受到伊斯兰教大众领土分离主张的压迫，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属于多数的印度教人口竞争，只好将自己的政治社会称为一种‘伊斯兰’式的宗教社会，而非国家分离运动”——此种描述极为正确（lapidu，1988，p．738）。在中东的叙利亚，策动百姓的先驱则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党人，该党于40年代由两位在巴黎接受法式教育的教师创立。他们的思想尽管充满了阿拉伯的神秘气息，在意识形态上却属于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者，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叙利亚的宪法，对伊斯兰教信仰就一字不提。而伊拉克的政局（一直到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为止），则是由各种不同的国家主义军官、共产党人，以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混合而成，名目虽然不同，却同样致力于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以及社会主义的追求（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古兰经》却不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至于阿尔及利亚，由于当地特殊原因，加上该国革命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此中不乏前往法国的大量劳工移民），阿尔及利亚革命因此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成分。不过（1956年）革命人士却一致同意，“他们的革命乃是一场斗争，旨在反对违反时代潮流的殖民主义，而非一场宗教战争。”（lapidus，1988，p．693）人们并建议建立一个社会民主的共和国，最后阿尔及利亚在宪法上成为实行一党制的共和国。事实上唯有在反法西斯的年代，正宗的共产党派才能在部分伊斯兰教世界中得到广泛的支持。其中尤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三国为突出。一直要到相当后的时期，世俗派主张现代化改革的政治呼声才在原教旨主义思想复兴之下逐渐淡去（见第十二章与十五章）。
发达的西方国家反法西斯，它们的殖民地则反殖民，双方的利害冲突，必将在二战之后重新浮现。而眼前众人却获得暂时的会合，共同在一种对未来战后社会转型的憧憬上找到交点。苏联与殖民地的共产党，正好在鸿沟中间为双方搭桥。因为对于一方来说它们代表着反帝国的精神，而对另一方来说，它们则意味着对胜利的全面投入。不过，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与欧洲舞台不同，战争的结束并不曾为共产党带来政治的果实。只有在几个特殊例子里，反法西斯的战争与国家社会的解放运动相结合。如日本侵略者对于中朝二国，既是殖民者又是法西斯。而法国殖民政府对于中南半岛（越南、高棉、寮国），既是当地人民追求自由的敌人，又在日军席卷东南亚之际屈服于日方。几国的共产党便分别在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的领导之下，于战后高奏凯歌。至于其他各处待解放的殖民地领导人，虽然多数出身于左派领导的运动，可是他们在1941－1945年间的活动却多少受到击败轴心为第一任务的影响。然而他们的行动虽受牵制，他们对于轴心势力失败后的局势，却也同样抱着乐观的向往。如今的两大超级强国显然对旧日殖民政策不抱好感——至少在纸面上如此。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现在正由举世皆知坚决反殖民的党派当权。旧殖民主义的势力及合法性，如今都遭到严重破坏。自由希望的美景，似乎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日后的事实发展果然如此，可是在传统帝国的顽强抵抗之下，人们却为此付出了血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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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共御强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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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的失败——更精确一点，德日两国的失败——自是众多人愿意见到的成果。只有愚忠的德日人民，多年发挥最高效率作战到底，如今却只有为祖国的溃败心伤。但是自始至终，法西斯所能动员的力量也只局限在其核心国家之内。对于外围，最多只能在意识形态上零星收编极右派的少数分子，而后者在本国也往往不成气候，只是政治上的边缘人物。其中有希望借着与德国的联盟实现自己目的的国家主义团体，也有许多在战争侵略下被纳粹占领军征用为走狗残渣。至于日本，它所能动员的资源更是少得可怜，最多只不过在黄种人中短暂地激起过一股同种相怜的感情罢了。而欧洲法西斯的作法，却在保守的有钱人中间赢得极大拥护，因为它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罪恶之首莫斯科来势汹汹之下，提供了最有力的防御作用。此外，大企业对法西斯的支持，自然出于实际考虑，与思想原则没有关系。法西斯既已战败，它也就失去了效力。总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纵横欧洲12年，如今留下的唯一后效，便是极大一部分的欧洲土地都变成了由布尔什维克党人摆布的舞台。
于是，法西斯兵败如山倒，宛如土块扔入河中迅速崩解，立时灰飞烟灭，永远消失于政治舞台。只有在意大利一地依然苟延残喘，多年来始终有一支以墨索里尼为师尊的新法西斯运动——“社会意大利运动”（the movimento socialeitaliano）——在意大利政坛上扮演着卑微的小配角。法西斯势力之所以从政治圈里销声匿迹，并非只因为它当年的主角已被永远排除（其实有许多人依然在公职和公众生活里插有一脚，在经济活动上更是活跃），与德日两国昔日国民心灵的创伤幻灭，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的外在与道德世界，已经都于1945年同时毁灭，因此对他们来说，继续效忠过去的信仰，对实际生活反而有不良效果。现在盟军来到，带来他们的制度与方式，加在战败国人民的身上，前者铺下轨道，后者的火车便只能循着这个方向开去。于是只有调整自己，重新面对这刚一开始极为迷乱难以理解的新生活。若一味抱着以往的旧思想不放，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徒增烦恼。国家社会主义的旧梦，除了凭添回忆，对1945年后的德国毫无好处。因此即使在一度是希特勒大德意志国家重镇的奥地利，战后的政局也立即恢复旧貌，重返1933年前的民主政体。唯一与前不同之处，只是如今稍带点左倾风味（说也奇怪，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原为纳粹作伥的奥地利，却被列入无辜的受害国之一）。一时风云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此时就如风卷下的残云消散，当初因乱世而出，如今因太平而灭。它毕竟从来不曾是个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即使在理论上也没有这种地位。
同时，就另一方面而言，尽管反法西斯的组合多么庞杂不一，动员的结合性质多么短暂，在它旗下联合起来的力量，其范围却极其广大。更有甚者，这种结合有着正面的意义，而且从某些层面而言，更具有持久性的延续性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法西斯的精神建立于众人共享的价值观念及希望，也就是启蒙时代和革命时代的意义：经由理性与科学，为人类创造进步；普及教育与民选政制；不凭世袭，人人天生平等；不恋传统，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种种观念手段，各国的认识和实行也许并不一致，但却有许多与西方民主理念相违甚远的国家，也纷纷选择以“民主”或“人民共和”为国名，如曼吉斯都（mengistu）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巴烈（siad barre）下台以前的索马里政权，金日成的北朝鲜，还有阿尔及利亚和共产党统治的东德等等。虽然名不副实，其意义却也不可轻易抹煞。若是回到两战之间的年代，这一类国号必定为各国法西斯、极权主义，甚至传统的保守思想一类政权所鄙斥并大加挞伐。
再由其他层面看，众人共同的冀望也离共有的实际状况相差不远。不论是西方式的立宪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抑或第三世界的国家，同样致力于种族与两性间的平等。虽然大家都力有未逮，离共同的理想程度尚有一段距离，可是在做法上却大同小异。各国政府都是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更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几乎都有意并主动地放弃了市场经济的绝对优越性，改用由国家积极管理计划的路线。在今天这个“新自由经济神学”盛行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回到40年代早期，直到70年代，最负盛名，一向主张“全面市场自由论”的经济大师，如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人，曾经以先知自命，大声疾呼，警告西方资本主义若如此向计划性经济道路贸然偏行，等于走上了“到奴役之路”的险径（hayek1944）。但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却一跃而上了经济奇迹的阳关大道（见第九章）。各资本主义国家坚信，政府若再不出手干预，世界经济必将再次陷入两次大战之间的巨大灾难，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民铤而走险，激进地采取共产主义的政治险招——就像他们会一度选择了希特勒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深信，若要脱离落后依附的经济地位，只有靠国家动手一条路。在苏联楷模的鼓舞激励之下，也唯有社会主义，才是各个前殖民地眼中的光明大道。而苏联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