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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算和平还有那么一丝希望，也被战胜国不肯让战败国重建的私心给毁灭了。盟国原想百分之百镇住德国，并且不让共产党俄国成为合法政权，但不久便明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尽管心里有数，适应这个事实却很困难。于是各国心不甘情不愿，适应的过程拖得很长。法国尤其老大不愿意，希望德国永远衰弱不振，到后来才好不容易放弃这个念头（英国人倒放得开，不曾对战败和被侵略的滋味耿耿于怀）。至于苏联，这个战胜国的眼中钉，众人恨不得它完全消失。俄国革命期间，盟国不但在精神上支持反革命的军队，甚至还派兵支援。此时苏俄度过大战活下来，盟国自然不觉得有什么好高兴的。（为了重建被大战、革命、内战毁坏得衰败不堪的经济，列宁曾经提出极为优厚的条件鼓励外国投资，而战胜国的生意人竟然不屑一顾。）苏维埃俄国因此被迫走上孤立发展之途。到了20年代初期，这两个被欧洲邻邦放逐的国家——苏联与德国，却曾一度为了政治原因携手。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经济活动能够蓬勃成长，重新恢复为扩张型的国际经济体系，也许人类就还有希望避免这二度战火，至少也有延后的可能。不幸的是，战后数年到了20年代中期，正当众人可以将过去种种不快逐渐抛诸脑后之际，世界经济一厥不振，陷入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详见第三章）。此时德日两国正由极右派当权。军
国主义出头，便一意孤行，决意以对抗代替协商，以剧变代替渐变，即使诉诸军事武力也在所不惜。从这个时候开始，再次大战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只是迟早的问题了。凡在30年代成长的人，那时天天都提心吊胆地等着战争爆发。成群飞机向城市丢炸弹的景象，还有那头戴防毒面具像瞎子般在毒瓦斯中摸索前进的影子，一直在我们那一代人止不住的胡思乱想中出现。后来飞机投弹的噩梦，果然像预言般准确；至于毒瓦斯的想象，还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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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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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说：“我认为，我们今天正开始进入一个革命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很长，也许要花上50年的光阴，革命才能在全欧，最后在全世界，获得全面胜利。”
——蓝山姆著《一九一九俄国六周记》（arthurransome，1919，p．54）
读雪莱的诗（更别提3000年前埃及农民的哀歌了），令人不寒而栗。诗中声声控诉压制与剥削。后之世人，是否依然会在同样的压制剥削之下读这些诗？他们是否也会说：“想不到，连那个时候……”
——1938年德国诗人布莱希特读雪莱诗《安那其假面》有感（brecht；1964）
法国大革命以降，欧洲又发生了一场俄国革命。等于再次告诉世人，祖国的命运，一旦全然交托给贫苦卑贱的普罗大众，哪怕敌人再强悍，也终将被赶走。
——录自1944年意大利战时游击队吉奥波纳第十九旅宣传壁报（pavone，1991，p．406）
革命是20世纪战争之子：特定来说，革命指1917年创立了苏维埃联盟的俄国革命。到了31年战争时代的第二阶段，苏联更摇身一变，成为世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强国。但由广义来看，则泛指作为本世纪全球历史常数的历次革命。然而，若单凭战争本身，其实不足为交战国带来危机、崩溃与革命。事实上在1914年之前，一般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对那些旧有政权而言，众人都不认为战争会动摇国家。拿破仑一世即曾大发牢骚，认为奥地利皇帝就算再打上100次败仗，也可以继续逍遥，照样地做他的万世皇帝——不然你看，普鲁士国王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军事上遭到惨败，国土又丢了大半，却还在那里当王。可是我拿破仑，贵为法国革命的骄子，却没有这种好命，只要吃上一次败仗，地位就大为不保。可是到了20世纪，情况完全改观。总体战争对国家人民需求之高，史无前例，势必将一国国力所能的负荷推至极限。更有甚者，战争代价的残酷，国家民族甚而濒于崩溃的临界点。纵观两次总体大战的结果，只有美国全身而退，甚至比战前更强。对其他所有国家来说，战争结束，同时便意味着大动乱的来临。
旧世界的命运，显然已经注定要衰亡了。旧社会、旧经济、旧政体，正像中国谚语所说，都已经“失天命”了。人类在等待另一个选择、另一条路径。而1914年时，这一条新路大家都很熟悉，在欧洲多数国家里面，社会主义党派就代表着这个选择（见《帝国的年代》第五章），另有国内工人阶级的支持，内心则对历史注定的胜利充满信心，于是革命前途一片看好。似乎只等一声令下，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一举将战争无谓的痛苦折磨，转变为富有正面价值的积极意义：因为痛苦折磨，原本就是新世界诞生时必有的流血阵痛啊。而俄国革命，或更精确一点，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党革命，正好为举世吹响了起义的号声。十月革命对20世纪的中心意义，可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于19世纪媲美。事实上，本书所论的短促20世纪，时序上正好与十月革命诞生的俄国大致吻合。这个巧合，实在不是偶然。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造成的反响，却远比其前辈深远普遍。如果说法国大革命追寻的理想，传之后世的生命比布尔什维克为长；1917年革命事件产生的实际后果，却比1789年更为深远。一直到目前为止，十月革命催生的组织性革命运动，在现代史上仍数最为庞大可畏的势力。自伊斯兰创教征服各地以来，全球扩张能力最强的力量，首推这股革命运动。想当年，列宁悄悄抵达彼得格勒（petrograd）的芬兰车站（finlandstation），三四十年之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落在直接衍生于那“震撼世界的十日”（ten days that shook theworld）（reed，1919）的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共产党，正是列宁一手组织创建的标准模式。在1914…1945年间长期战争的第二阶段里面，全球又掀起了革命的二度高潮，而这一次，多数革命群众便开始追随苏联的脚步。本章的内容，即是这两阶段革命的历史经过；不过重点自然落在1917年初具雏型的首次革命，以及它为众多后续革命设定的特殊气质形态。
总而言之，这第一次的革命，主导了日后所有继起革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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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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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91年的几十年当中，有好长一段时间，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都号称比资本主义优越，不但是人类社会可以选择的另一条路，在历史上也注定将取代前者。这段时间里，虽然有人否定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却毫不怀疑它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除去1933－1945年间是一大例外（见第五章），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70多年间，国际政治完全着眼于两股势力之间的长期对抗，也就是旧秩序对社会革命之争。而社会革命的体现，则落实在苏联与共产国际身上，彼此兴荣，息息相关。
1945年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股对抗势力的背后，分别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双方挥舞着毁灭性的武器相互恫吓。但随着世纪的流转，两极制度较量的世界政治模式，显然越来越不合实际了。到了80年代，更跟遥远的十字军一般，与国际政局已经毫无关系。不过两种制度对峙的意向亦非无中生有，自有其成因。比起当年法国革命高潮时期的激进派雅各宾党人（jacobin），俄国十月革命可说更为彻底，更无妥协余地。十月革命人士认为，这场革命的意义，不只限于一国一地，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革命；不只为俄国带来了自由与社会主义，进而也将在全世界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在列宁和他的同志心目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的胜利，只不过是第一阶段，最终目标是要在世界战场上赢得布尔什维克的广大胜利。除此全面胜利，别无意义可言。
当年沙皇治下的俄国，革命时机已臻成熟。若不革命，简直无路可走。19世纪70年代以后，凡对世局有识之士都同意，像这样的革命一旦爆发，沙俄必定垮台（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05－1906年之后，沙俄政权对革命风潮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大势之所趋，更没有人再心存疑问了。如今溯往现昔，现代某些史家论道，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接着又有布尔什维克革命专政，沙皇俄国当已蜕变为繁荣自由的资本工业社会——而当年的俄国社会，其实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此说只是事后诸葛亮，倘若回到1914年以前的时节，恐怕得用显微镜才找得着有此预言之人。1905年革命事件平定之后，沙皇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但是政府的颟顸无能依然如昔，社会上的不满浪潮却更升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幸好军队警察及公务人员依旧效忠政府，否则革命大乱必将一发不可收拾。大战一起，民众的热情与爱国心果然被转移了方向，一时冲淡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其实这种以外患掩内忧的大挪移法，每个交战国家皆如此，但在俄国却难以持久。到了1915年，病入膏盲的沙皇政权，似乎又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一回大势所趋，1917年3月革命再起，果然不出世人所料，一举推翻了俄国的君本政权。除去死硬的守旧反动派之外，西方政界舆论一致拍手喝采。
在浪漫派人士的想象中，从俄罗斯农村公社集体营作的经验出发，一条阳光大道便直通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然而这只是浪漫的一厢情愿，一般的看法却正好相反，认为俄国革命不可能是，也不会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在世人心目中一向就是贫穷、无知、落后的代名词，根本不具备转型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至于马克思（karl marx）认定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重点分布于俄国各地，却仍是极少数。其实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这种看法。沙皇政权及地主制度的垮台，最多只能促成一种“资产阶级革命”。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在新政局之下继续进行（不过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最后结局自然只有一种）。而俄罗斯当然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版图之广，东接日本，西抵德国；国势之强，名列屈指可数的控制世界的“列强”之一。像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发生革命，对国际局势必然产生震撼性的影响。马克思本人晚年曾经希望，俄国革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