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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瑁�1917年彼得格勒古老传统的意境——而伊朗乡间，则始终一片沉寂。
那一朵火花，来自伊朗大地上的特殊风土，即素有组织并在政治上极为活跃的伊斯兰宗教导师，他们在公共政坛上占有的积极地位，是其他伊斯兰教世界所未有，即使在其什叶教派（shiite）内部也属少见。宗教导师，加上集市上的商人工匠，向来在伊朗政治中扮演着行动派的角色，现在又动员上新起的都市群众，后者人数庞大，有充分的理由起来反抗。
这一股综合大力量的领导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khomeini），年高望重，充满了报复心理。他曾在一处名为库姆（qum）的圣地领导过多起示威，抗议一项就土地改革进行公民投票的提案，以及警察对宗教导师活动的镇压。于是60年代中期起他在国外流亡，并公开抨击伊朗王朝违反伊斯兰教义真谛。进入70年代中期，他开始宣传一种完全采取伊斯兰形式的政府，鼓吹宗教导师有责任起来反抗暴政，甚至进一步取得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发起一场伊斯兰式的革命。这种观念，的确是一项极端的创新，即使对政治行动一向积极的什叶教派宗教导师也不例外。霍梅尼的教诲，透过后《古兰经》时代的新工具——录音机——传播给穆斯林大众，而大众也侧耳倾听。于是虔诚的年轻学生在1978年于圣城库姆付诸行动，发动示威，抗议据说是为秘密警察策划的一起暗杀。游行的学生惨遭枪杀。更多的示威，更多的游行，为牺牲的烈士举行哀悼。这类活动每四十天便重复一次；人数愈增愈多，到同年底，已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向当局抗议示威。游击队也开始采取行动，在一场极具成效的关键性罢工里，石油工人关掉油田，集市商人关上店门，全国陷入瘫痪，军队不是无法便是拒绝镇压暴动。最后1979年1月16日国王逃亡，伊朗革命获得胜利成功。
这场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于其意识形态。世界各处的革命原本一直到此时为止都遵循同一种思想，在基本上，也都基于同一种词汇，即1789年以来的西方革命传统。更精确一点，始终在某一种世俗左派，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路线上。传统性的左派的确也曾在伊朗出现，并且极为活跃，而它在推翻国王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如策动工人罢工——事实上也不容小觑。但是革命新政权一起，左派势力便立刻被扫除。伊朗革命，是第一次在宗教性原教旨主义旗帜下发起并获胜的革命，也是第一起靠民粹神权取代旧政权的革命。而这项民粹神权宣示的计划目标，乃是要返回公元7世纪的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伊斯兰的世界，它所要重返的乃是神圣的《古兰经》撰成之际，穆罕默德出奔（hijra）之后的社会环境。对老一派的革命者来说，这种新发展就如同教宗庇护9世（pius ix），竟然起来领导1848年的罗马革命般不可思议。
伊朗革命虽然成功，然而这并不表示从此革命大纛就将在宗教呼声之下挥舞。不过从70年代起，在人数日增的伊斯兰世界里，宗教运动的确也成为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群中的一大政治力量，并受到伊朗革命的激励而转趋叛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教众，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当权的叙利亚起来反抗，被残酷地予以镇压；在虔诚的沙特阿拉伯，拥向那最神圣的神座之处；在埃及由一名电机工程师的领导，刺杀了该国总统；这一切，都发生在1979…1982年间。然而除此之外，毕竟没有任何革命教导能够取代1789年和1917年传下的革命传统；除了将旧政权推翻以外，毕竟没有任何主导计划，从事世界性的改造。
伊朗革命的现象，甚至也不代表旧有的传统从政治场上消失，或就此失去了推翻政权的力量。不过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的确将传统革命的角色从世界极大部分抹去。但是在拉丁美洲，它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当地在80年代爆发的最大叛乱行动，秘鲁的所谓“光辉道路”，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帅旗。它在非洲，在印度，也还是生气勃勃。更有甚者，出乎冷战一代意料的是，苏维埃式的“先锋”统治党派，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犹存世间，尤以落后国家及第三世界为最。它们不但在巴尔干南部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在古巴，在尼加拉瓜，在安哥拉，甚至在苏联部队退出之后的喀布尔，它们也证实自己并非纯粹扮演苏联的代理傀儡。然而，就是在这些地方，旧革命传统的精神也遭融蚀，而且常常从内部毁坏。如在塞尔维亚，当地的共产党一改本来面目，变成主张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之党。又如在巴勒斯坦运动里，世俗左派的领导地位正不断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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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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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的革命，因此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既有革命传统的萎缩，一是群众力量的复兴。我们已经看到（参见第二章），1917…1918年以来的革命，很少有建于基层群众基础之上者。多数由行动派的少数推动，全力投入，组织有素；或从上层发动，强制实施，如军事政变或军方占领——虽然这并不表示在适当的状况之下，它们就没有真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当变动是来自外来的征服者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但是到20世纪末期，“群众”再度回到舞台上，这一回，再不只是充任背景的角色，反而一转身担纲演出。而少数人的行动主义，则以农村或都市游击队及恐怖分子的姿态出现，继续在发达世界活动，而且甚至成为当地固有的现象。在南非的重要地带，在伊斯兰教的区域，它们也是经常不断的景观。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国际恐怖事件已由1968年的125起，增加到1987年的831起，牺牲的人数则由241人增为2905人（un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65）。
政治暗杀的名单也愈来愈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anwar sadat，1981）、印度的甘地母子（indira gandhi，1984，rajiv gandhi，1991）不过其中一二。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巴斯克自由党在西班牙，这两个团体的活动也都属于典型的小群暴力行为。它们的优点是，可以凭很少的数百人，甚至数十人完成任务，因为有兴隆的国际军火贸易源源供应的爆炸力超强、价格低廉、携带方便的武器炸药相助。这是三大世界日趋野蛮的一大征候，生活在千年末世的都市人群，愈发学会如何日日生活在为恐怖不安污染的气氛之中。但是这些行动，对政治革命的真实贡献却极小。
但是群众的力量则不然。正如伊朗革命所显示的，数以百万的百姓，随时愿意走上街头，对革命有很大影响。10年后的东德亦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民众，打定了主意，用他们的双脚，用他们的汽车投票，纷纷向西德方向出发，显示其反对东德政权的决心。这一场大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自发性的现象——不过匈牙利决定大开门户，自然也有加速促成的作用。短短两个月内，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即有13万东德人民踏上这条西奔之路（umbruch，1990，pp．7－10）。还有罗马尼亚，是电视媒体第一次抓住革命那一刻镜头的地方。被政权召集来到公共广场上的民众，不但没有鼓掌喝彩，反而开始嘘声四起，独裁者松弛下垂的老脸，反照的正是群众显现的革命意志。更有在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占领之处，掀起了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intifada），从1987年发起之时开始，证明从今而后，以方只能用全力镇压，方能维持它的占领。按兵不动，默许接受，已经镇不住澎湃汹涌的巴勒斯坦民情。一向缺乏活力的迟钝黎民，到底是受到什么刺激忽然翻身采取行动——现代传播科技，如电视、录音机，使得即使最偏远隔离之人，也难自外于世局冲击——但是归根结底，群众蓄势待发准备上阵的态势，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所在。
但是群众运动，并不曾也不能单靠自己便推翻政权。某些实例显示，这股力量，有时甚至立即被高压挡了回去。民众大规模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凸显出政权已经失去其合法的代表地位。在伊朗，以及在1917年的彼得格勒，政权合法性的失去，是以最古典标准的形式展示，即军警拒绝继续听命于政权。在东欧，群众运动则让已经在苏联拒伸援手之下锐气大挫的旧政权认清事实，恍然自己的气数已尽。这真是列宁教科书的标准范例：人民用脚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选票更为有效。当然，单单靠老百姓不能成事，革命不会因此便成功。他们不是军队，只不过是一群民众而已，或是各个人在统计上的聚合。他们需要有人领导，需要有政治上的结构或策略才能使革命奏效。伊朗民众之所以能够动员是出于一场反对国王政权的政治抗议运动，但是将这个运动转化成革命的关键，却在数百万人欣然从之。群众应上层政治号召，直接大规模地介入。众多先例，也都符合这同一类的模式——如20年代和30年代印度国大党呼吁民众对英国采取不合作运动（见第七章），以及阿根廷有名的“效忠日”（day of loyalty）上，庇隆总统的支持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广场（plaza de mayo）要求释放他们被捕的英雄（1945年）。更有甚者，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其人数，却在如此众多的人数可以在一个让他们高度发挥效果的状况下行动。
为什么用脚投票的现象，在20世纪最后10年当中成为政治场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还不甚了解。若试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于在这段时期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加大。不过在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全民一致丧失信心的表现，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是在早已失去或从来不曾拥有合法基础的政权（如以色列在其占领地），而在当权者极力掩饰事实真相的地方更为显著。但是即使在国会体制稳定的民主政体内部，大规模反抗现实政治或政党体系的示威活动也经常发生。如1992…1993年意大利的政治危机；以及诸多国家出现的新选民力量。这股强大新趋势的共同现象，即在其对任何固有的政党，都不予以“认同”。
然而群众运动的复苏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即全球的都市化，尤其在第三世界为最。在早期古典的革命时代，从1789…1917年，旧政权都是在大都会中遭到推翻；可是后来新起的政权，却是在话都讲不清楚的乡村草民拥戴之下成为永久。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革命，其新奇之处，即在于革命是从乡间发动，一旦胜利之后，再进入城市。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除了几处实在落后的地区之外，革命又开始从城市发动，甚至在第三世界也不例外。这种趋向，势无可免，因为如今任何一个大国家的人民大多居于城市（至少看来如此），而且，也由于权力中心所在的大都市，足以抵挡农村来的挑战（现代科技之功，自然绝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尚未失去民心。阿富汗战争（1979…1988年）即证明，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政权，依然可以在农村反叛力量层出的典型游击战乡间继续生存。因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