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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勤杂工的老婆是个身材矮胖的女人，穿着一条棕色粗花呢的裙子，是原来住在他们那幢公寓的一家英国人送给她的。她说她一定记住她的事儿，可是转身就忘了。一天一个美国教授搬进了他们这幢公寓五楼的一套带家具的公寓，让她帮助找一个女仆，她这才想起了这件事。她开始给教授找来一个刚从翁布里亚来的十六岁的小姑娘。她是同她姑妈一块儿来到罗马的。但是奥兰多·克兰茨教授不喜欢她的姑妈总在背后出谋划策的做法，所以就辞退了她。他告诉那个勤杂工的老婆说他想找一个年纪大一些、不用他操心的女佣。这时她才想起那个曾给她留下姓名和住址的女仆，于是她就去了地下墓地＇指早期罗马基督徒的墓地＇附近的阿卑亚安蒂长街，告诉她一个美国人想找一个中年的女佣。如果她认为可以试一试她就把他的名字留给她。这个名叫罗莎的女佣耸了耸肩膀，两只眼一直望着大街，她说她没有什么东西来报答这个勤杂工的妻子。
“你看我穿的这身衣裳，”她说，“看这屋子乱糟糟的，哪儿像个家呢？我和儿子还有他那个混账媳妇住在一块，我喝一勺儿汤那个媳妇都要算计。他们对我就像对待一堆垃圾，而在我名下的，也只有一堆垃圾。”
“如果这样的话，我可就无能为力了，”那个勤杂工的老婆说，“我得照顾我自己和我的丈夫。”但是她走到汽车站后又回来了，对这个女佣说如果她愿意从头一个月的工钱中拿出五千里拉给她作为报酬，她还是愿意为她推荐的。
“他愿意给多少工钱？”女佣问她说。
“我和他说要每月一万八千里拉，告诉他你每天坐车就得花两百里拉。”
“也差不多要花这个数，”罗莎说，“单程要四十里拉，回来又是四十。如果他每月给我一万八千里拉，我会给你五千的，只要你把这事定下来，我是应该给你这笔钱的。”
“我会和他说定的。”勤杂工的老婆说。她的确向教授推荐了她。
奥兰多·克兰茨是个有些神经质的六十岁的老头，浅灰色的眼睛，宽宽的嘴，下巴尖尖的。他圆圆的头顶已经秃了，整个身材都很瘦，只是肚子大一些。那个勤杂工的老婆告诉罗莎，别看他长的样子怪，可是个法学权威呢。教授整天坐在书斋里写东西，但每隔半个小时总以这个理由或那个借口神经兮兮地出来各处转转。他总担心事情做不好，所以常常出来看看。罗莎干活时，他总是在一旁看着，过一会再回去写东西。过半个小时后他再出来，表面上是到卫生间洗洗手，或喝杯凉水，实际上，他是想看看罗莎在干些什么，她在做那些她必须做的活儿。罗莎手脚非常麻利，特别是他在看她的时候。他想，她似乎是不太高兴，但这并不关他什么事。他知道，她们的生活中麻烦事多着呢，常常是些龌龊的事。最好是别和这些事沾边儿。
这是教授到意大利的第二年，头一年是在米兰度过的，第二年才来罗马。他租的公寓是有三个卧室的大套公寓。他把其中一间卧室作为书房，他的妻子和女儿用另外两间卧室。她们在八月份时回了美国，但很快就会回来。教授说要是她们都回来，他要让她上全天班。公寓里一间是佣人的卧室，实际上她已经在用那间屋子了，尽管她现在只是每天从九点到下午四点干活。罗莎是同意全天工作的，因为这意味着每天有一顿饭，还不必再付给儿子和媳妇房租了，也不必再看媳妇的脸色了。
在他妻女都没有回来这段时间，罗莎只管买菜烧饭，她去之后就准备早餐，午餐在下午一点钟，她说她可以四点以后再回去，以便给他把晚饭也准备出来，但是教授坚持到外面去吃。他一般是六点钟吃晚饭。把菜买回来之后，她就打扫房间，把大理石地板用湿拖布都拖一遍，尽管有时他说地挺干净的，可以不拖。此外，她还洗衣服，熨衣服。她干活儿真不错。她的拖鞋随着她在各屋走动时不断发出踏踏的响声。她常常是在四点钟下班前一个小时左右就把活儿都干完了。这时，她就回到佣人的房里，读读《时代报》或《时代周刊》，有时也看看带有照片的爱情故事，在每幅照片下面都有意大利文的文字说明。有时也把床放下，盖上毯子，暖和暖和。这些日子下雨较多，屋子里有些冷得难受。按照这里公寓的管理习惯，十一月十五日才供暖气。在这之前如果天气太冷，比如今年这种情况，人们就只好各显其能了。教授也冷得坐不住椅子，他戴着手套和帽子写作。同时，他那种神经质也变得更严重了，更加经常地走出书房看她干活。他的衣服外面又套上一件浴袍，有时在浴袍里面，还包着一只热水瓶子，放在后腰的外衣里面，有时坐在一个热水袋上写字。每当看到他这个模样，她总忍不住掩口而笑。每当吃过午饭，他把热水袋丢在餐厅时，罗莎总是问问他，是否她也可以用一下。他总是让她用的，毫无例外。于是她就把这个胶皮袋子用胳膊肘压在腹部，干活去了。她说她的肝脏有病，所以教授从不介意她在干完活后下班之前在佣人房里躺一会儿。
有一回，在罗莎走后，教授在走廊闻到从她的屋里传出一股香烟味，他就走进房里察看，这间屋子不大，除了靠一侧安一张床之外就没有多少空余地方了，但屋里有一个绿色的柜橱，连着屋子有一个小卫生间，里面有个坐浴浴盆和一个冲水马桶，但浴盆只有冷水管，没有热水管。她常常就用这个坐浴盆，用搓衣板洗衣服，但，据他所知，从不在这儿洗澡。在她儿媳洗礼日的前一天，她要求用他那间大浴室洗了个热水澡，虽然当时教授曾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来到她的房间，拉开柜橱最底层的抽屉，他发现里面有不少烟头，这些烟头都是他曾丢进烟灰缸里的。他还注意到她还把他已扔进废纸篓里的旧报纸、杂志，也都收集了起来。他发现她连绳头、纸袋、橡皮套、铅笔头等都舍不得扔掉，都收了起来。自从他发现这些之后，他就常把午餐吃剩下的肉，或有点发干的奶酪等食品让她带回去。为了回报，她也给他带来一些花，有时也给他带来一两个鸡蛋，是她儿媳妇养的母鸡下的蛋，蛋壳看上去不太干净。但是他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还告诉她这种鸡蛋的蛋黄他有些消化不了。他同时注意到她很需要一双鞋，因为她每天回家时才穿的那双鞋已有两个地方裂了口子。而且她总穿那件黑衣服，每天都可以看见那个撕裂的口子。每当他想告诉她这件事时都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他想，还是等妻子回来时让妻子去开口说这些事吧。
做了一段时间，罗莎知道自己干得不错。教授付的工资也不少，而且挺及时。他一点也不像那些意大利的雇主那样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这位雇主虽说有些神经质，有点好挑剔，但总的来说是挺好的一个人。他的主要毛病是不爱说话。尽管他的意大利语还说得过去，但他在不工作时，也只爱一个人坐在起居室的摇椅上读书看报。整个一套公寓里，只有两个人，你怎么能想象他们会不互相交谈呢？有时，她在他读书时，给他送上一杯咖啡，总想借机向他诉说一下她的丈夫死后长期贫困的生活遭遇，告诉他她的儿子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以及同她儿媳妇在一起生活的种种感受。但是，尽管他也在听，尽管他们就在同一个屋子里，甚至同用一个热水袋，共用过一个浴室，可是就是很难就同一个话题一起谈几句话。他显得更喜欢独处。所以她也就只好不去打扰他，让他一个人呆着，而她自己有些显得孤独。为外国人干活有其优点，她想，也有其不足。
过了一段时间，教授注意到每天下午在她干完活休息的那段时间总有人打电话给她。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她就不再呆到四点钟，而是在接过电话就请假离开了。一开始她说她肝不舒服，后来就干脆不说任何理由了。尽管他不很赞同这种做法，认为他太好说话而她就利用这一点占些便宜，但还是告诉她，在他妻子回来之前这段时间，只要她完成一切工作是可以提前回去的，但要在三点钟，且每周只可以有两个下午这么做。他知道每次她走以前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停当的。但他感到他应该这么说一声。她老老实实地听着———眼圈有点发红，嘴唇在抖动———但还是顺从地表示同意。他后来偶然想到这件事时，他估计罗莎应该感到这儿是个不错的地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可以这么说。这一点很快就应从她的脸上看出来：一扫原来不愉快的表情而换上一副愉快些的表情。不过，这类变化并没有发生。因为当他偶尔又观察她时，甚至当她可以提前下班的那两天，她也仍然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还常常叹气，就好像有一座山压在她的心上。
他从没有问过什么，因为不论是怎样的情况，他都认为还是不介入为好。这些人有着无穷无尽的麻烦事，一旦你卷进去了那就是难以拔足了，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当中。他想起一个女人说的话，那个女人是他一位同事的妻子，她对她的女仆说：“鲁克莱希娅，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但是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事。”教授想，这倒不失为一个良策。这样有利于保持他们之间正常的主仆关系。因为不管怎样，明年四月份他都要离开意大利，不会再见到罗莎，与其现在把自己无谓地卷入到她的个人苦难之中不如以后为她做点事更好，例如过圣诞节时，寄给她一张小额的支票。教授知道自己有时有点神经质，缺乏耐心，他有时也对自己的这些性格感到不满，但他还是更愿意保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但是罗莎可不是这样。一天上午她敲教授书房的门，当他说进来时，她就很不好意思地进来了，她的样子那么局促不安，以致使得教授都感到局促起来。
“教授，”罗莎开口了，满脸愁云地说，“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的工作，但是我非得找个人说说才行。”
“可我现在正忙着呢，”他有点不高兴地说，“能不能等一会儿再说？”
“用不了一会儿。您的事是一辈子也完不了的，我的事儿几句话就说完了。”
“是不是肝脏又犯病了？”他问道。
“不是，我需要您来给我出出主意，您是个有学问的人，而我不过是个无知的乡下人。”
“出什么主意？”他有些不耐烦地问。
“什么主意都行，实际上就是我想找人说说话儿。我不能同我儿子交谈，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可能和他说几句话，可是不等我开口，他就像牛一样吼了起来。我那儿媳妇就更不值得和她浪费唾沫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房顶上晾衣服时，想和勤杂工的老婆说上几句话，可是她天生就不知道同情别人。所以，我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