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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与自由-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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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的平等。实际上公社不过把从前官吏与兵丁、政府与被统治者间的不平等加以认可罢了。这种决议若出之于投机的众议院,似乎还值得别人称赞,若出之于革命的公社,则未免可笑了。公社还不曾把它的革命的原理施诸实行,就自己先把它们宣告死刑了。

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部长每年得着十万法郎的薪俸,而劳动者却不得不以每年四千法郎上下的工钱为满足;工头所得的工钱也要比寻常工人的工钱多两三倍,并且在工人中间也分出许多等级,从十法郎一天的工人到六个苏一天的农家少女;我们不赞成部长的高俸;同时也不赞成工人和贫家女子中间有十法郎和六个苏的区别。我们说:“推倒教育的特权和门第的特权。”我们之所以要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过这种特权,我们要反抗它们。

我们在这个强权的社会中就已经起来反抗它们了。难道在将来宣告平等的社会里,我们还能够让它们存在吗?

有些集产主义者知道在受了革命影响的社会中,再要维持工钱的等级,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们便急急提倡工钱的平等。但是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所谓的“工钱平等”也就和别的集产主义者的“工钱等级”一样,是同样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社会既把一切社会财富收归公有,并且大胆宣言任何人对这财富皆有权利,并不管他们对于生产这财富时所尽的力量如何,——这样的一个社会,便不得不废除一切的工钱制度;不管通货也好,劳动券也好,应该一律废止。



集产主义者说:“以各人的成绩为标准而付给报酬。”换句话说,就是以这个人对于社会所尽的职务的分量来作标准。他们以为在社会革命发生,将生产机关收归公有的时候就应该即刻实行这个原理。然而在我们看来,假使社会革命竟不幸而倡导这个原理,则无异乎自己表示它的失败;这也就是表示过去千百年放在我们肩上的那个社会问题,现在又不能够解决了。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工人劳动愈久,所得报酬愈少,——自然,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原理,初看起来,好象是对正义的渴望。然而实际上它却只是继续着从前的不公道。有了这个原理,工钱制度才得以发生,于是产生了现社会的一切弊害和显著的不平等;因为自从社会用货币或其他一切形式的工钱来估量劳动的价值的时候起,自从社会决定工人只应该收受他所能得到的工钱的日子起,那个得着国家帮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已经预先写出来了;它就包含在这个里面。

那么,难道我们还要回到出发点,再经过一番这同样的进化吗?那些理论家希望如此,但是幸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以为革命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否则,它就会淹没在腥血之中,于是一切又须从新开始了。

我们为社会所尽的职务,不管是在工厂里,或在田地上,或者是精神的工作,都是不能够用金钱来估量价值的。说到生产上面,实在并无所谓价值(一般人误称为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亦无使用价值的正确尺度。假设现在有两个人,每天为社会劳动五小时,年年不息,虽是职业不同,然而所给与他们的愉快则一。所以在大体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劳动是差不多相等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工作分开,说甲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工作结果,是和乙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工作结果相等。

我们在大体上可以说,一个人一生每天牺牲了十小时的闲暇,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是比较那些每天只牺牲五小时的闲暇或全然不牺牲的人多得多。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单单指出他的两小时的工作,说他这两小时工作的出产是要比较别一个人的一小时的出产多一倍,付给报酬时也多给一倍与他。这样做去,便是蔑视了工业农业和现社会全部生活的复杂关系;而且把个人工作是全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的劳动的结果这样的事,完全忽视了。这好象一个人明明生在钢铁时代,还梦想在石器时代中生活一样。

我们要是走进一个近代的煤矿去,便会看见那个立在大机器前面升降吊笼的人。他手里拿着一根杠杆,停止或逆转机器的动作;他把柄一放,一瞬间吊笼便逆转了方向,他把吊笼扯上来又放下去,做得异常之快。他集中注意力,两眼不动地注视着指针器,这指针器在那小的格子上指示着那升降的吊笼每秒钟所达到竖坑的那一点。指针若达到一定的度数时,他立即停止吊笼,恰在所需要的地点,一码也不会高,也不会低。炭坑夫便把煤炭车取下换上空车,于是他立刻扭转杠杆,吊笼再回到原地位。

他必须这样不停地凝神注意八小时或十小时。假使他的脑筋稍为休息一下,吊笼便会飞起来与齿轮冲突,打碎车轮,弄断绳索,撞伤人,使矿坑里所有工作一概停止。假使他每动杠杆一次便休息三分钟,那么虽是在今日最完善的矿坑里,每天也会减少二十顿乃至五十吨煤的出产。

那么,在矿坑中最需要的人是他吗?或者是那个在下面发信号叫他扯起吊笼的小孩呢?还是那些在竖坑下面冒着生命危险,甚或因煤气爆发死在矿中的矿工呢?还是那个在计算上错误一点就会失却矿脉,叫矿工去掘毫无价值的岩石的工程师呢?或者还是那个投资于矿山,不听专家的劝告,相信那里可以挖出上等煤炭的矿山主呢?

所以在矿坑中劳动的人对于煤炭出产的贡献,当依他们的体力、精力、知识、才能、技能为比例。我们可以说他们各人都有生活的权利,满足他的需要的权利,而且在各人的生活必需品得到保证之后,也有满足他的幻想的权利。但是我们怎样能够估量他们中间各个人劳动的价值呢?

并且,他们挖出来的煤,就完全是他们的工作的结果吗?这也不是那些建筑铁道达到矿坑的人,以及在车站的四面八方修筑马路的人的成绩吗?又还不是那些耕种田地、挖掘铁矿、斩伐森林、制造烧煤的机器,渐渐地使全个矿业发达的人吗?

要把这些人各个间的工作划出一个区别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依照他们工作的结果来估量他们的工作,是不合理的;把他们的全工作分作若干部分,以劳动的钟点来算分数,也是不合理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把需要(欲求)放在工作之上,不管工作如何,只管需要如何,第一应该承认一切参加生产做工的人,都有生活的权利,其次应该承认他们的安乐的权利。

然而我们且就人类活动的任何另一部分——就各种生活现象的全体来看。我们中间究竟谁能够为他的工作来要求最高的酬报呢?是诊断疾病的医生呢?还是那个用她的合于卫生的看护治好病人的看护妇呢?最初发明蒸汽机的那个人呢?还是那个偶然一天拉绳子(这绳子从前用来拉开舌门,使蒸汽从活塞下进去)疲倦了,把绳子缚在机器的杠杆上面,就出去和他的同伴游戏,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发明了现代机器的主要部分——自动的舌门的小孩呢?

是火车头的发明家呢?还是那个提议用枕木来代替石头(从前铁道下面用石头来垫,因为没有弹力,所以火车时常出轨。)的纽卡斯尔的工人呢?是火车的司机人呢?还是那个执红绿小旗叫火车停止或前进的打旗号的人呢?

我们又把那横贯大西洋的海底电线的功劳归给什么人呢?归给那个在博学的科学家们宣言海底电线不能通消息的时候,坚持着要这样做的电气工程师呢?还是归给那个曾进言说用不着粗大的绳索而应该代以藤一般的电线的地文学家莫理①呢?或是归给那些不分昼夜在“大东方”②船的甲板上一码一码地检查海底电线,把那轮船公司的股东误放在电线的不导电的外包里面,使电线无用的钉子一一拔去的不知何方人氏的志愿者呢?

①m.f.maury(1806—1873),英国水道学者。——译者②greateastern,船名,原书缺,这是依据伦敦自由出版社的小册子《工钱制度》(thewagesystem,1920年新版)补入的。——译者

并且就较大的范围来说,即在包含着快乐、忧患、以及种种临时变故的人生的巨大的领域中,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该记得某人对他尽过职务,而且是个很大的职务,倘使有人用金钱来估量那职务的价值,他就会生气的。有时这种职务不过是一句话——一句合时的话,有时或者又是要几年几月的经营才做得到的。难道对于这“不可计算的”劳役,我们能够用“劳动券”去估量么?“照各个人的成绩计算!”然而假使各人不愿意使他的劳役超过自己所得到的金钱,钞票或社会的报酬,那么,人类社会将不能继续到二代以上。假使做母亲的不肯花费光阴养育她的儿女,假使各人不能够得到相当的代价,便一点东西都不肯拿给别人,假使人们看不见酬报的地方,就不肯多给一点与别人,那么,人类种族便要灭亡了。

假使资产阶级的社会仍旧一天一天地腐败下去,假使我们已经走入一条没有出路的穷巷里面,非用大刀、阔斧、火把来攻击旧制度,便不能够脱逃出来;这全是因为我们计算得太厉害了。这是因为我们心中存着“为求获得方肯给与”的观念。这是因为我们把社会当作一个以债权和债务为基础的商务公司。

而且,集产主义者自己也知道的。他们含含糊糊地知道,如果实行“以各人的工作成绩为标准而分配”的原理,社会便不能够存在了。他们以为个人必要的需要(我们不是说奢侈的欲求)常常不能和他的工作相符。因此德柏朴①说:“这个原理(卓越的个人主义的原理)会被为着儿童与青年的教育(包含他们的养育和寄宿)的目的而行的社会的干涉,以及关于病者、弱者的扶助和老年劳动者养老院等等的社会制度所缓和了。”他们知道一个有了三个小孩的四十岁的男子,他的需要总比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多些。他们也知道一个夜夜不睡,坐在摇篮旁边喂小孩吃奶的妇人,不能够和一个睡眠充足的男子做出一样多的工作成绩。他们似乎也知道那些为着社会劳动过度以至于衰弱的男女,多半不会再比那些随便把光阴消遣过去,过着国家高官的特权生活,自饱私囊的先生们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①cesardepaepe(1842—1890),比利时劳动党的创立者。——译者

他们极力设法和缓他们的原理。他们说:“社会自然会来养育小孩,自然会来扶助老人和弱者。社会自然会拿需要(而不用工作成绩)来做价值的尺度,以缓和此种工作成绩的原理。”

慈善,慈善,永远是基督教的慈善,这次却由国家来做了。改良孤儿院,实行养老保险和疾病保险——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和缓他们的原理了。然而他们还是免不掉有那种“先弄个伤痕,然后再来医治”的思想!

因此,在否定了共产主义,任意嘲笑了“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后,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便发觉他们自己忘记了什么东西,这就是生产者的需要,这需要他们现在也承认了。不过他们要国家来估量这需要,而且要国家来确定究竟需要与劳动是否相称。

国家要做慈善事业。从这里去英国的贫民救济法与贫民习艺所仅差一步而已。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差异,因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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