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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屋顶上淡蓝色的灯光，我看见夜幕渐渐降临了。我已经不再害怕，我筋疲力尽。
没人提起分离的亲人——谁知道她们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不再考虑她们的命运。我们没有能力去思考。我们的感官麻木了，一切都迷雾似地漫漶不清。我们什么寄托都没有了！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防御的本能和骄傲感，全都荡然无存。我刹那间清醒过来，清醒得可怕。
我觉得，我们是一群坠入地狱的魂灵，徜徉在虚无之中；我们是一群遭到诅咒的魂灵，在无涯无际的太空和时间中飘荡，我们苦苦追求救赎，追求大赦，但全然没有指望。
大约早晨五点，我们从工棚里被赶了出来。囚头们再次胡敲乱打，但我已没有痛感。冷风挟裹着我们，我们一丝不挂，提着鞋和腰带。有人下了一道命令：
“跑步！”我们开始跑。几分钟后，跑到另一座工棚前。
门口放着一只大木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消毒液的味道。每个人都得在桶里浸一遍，然后是热水喷淋。一切都非常快。我们离开浴室后，再次被人驱赶。他们命令我们快跑，一直跑到另一座工棚，那是一间仓库。库房边上有一排长桌，囚服像山包似地堆在上面。我们跑过时，他们把衣服扔给我们：裤子、外衣、衬衫……
很快我们就不成人样了。如果不是身罹惨境，人人都会哈哈大笑的。我们的模样怪极了！梅尔？卡兹人高马大，却穿了一条小孩的裤子，斯泰恩个子矮小，骨瘦如柴，却穿了一件宽松异常的大衣服。接着我们又快速开始调换。
我瞥了父亲一眼。他目中无神，模样大变。我想跟他说话，但不知说什么好。
一夜过去了。星辰在天上闪烁。我也变成了一个漠然的人。我是一个孩子，一个醉心于《塔木德经》的学生，但周遭的火焰已把我烧得精气全无，只剩下一具酷似自己的躯壳。浓烟烈火侵蚀了我的魂灵，吞噬了我的魂灵。
几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彻底失去了时间观念。我们何时离开家园？何时离开犹太区？何时登上火车？一星期前还是一夜前？仅仅一夜前吗？
我们在冷风中站了多久？一小时？仅仅一小时吗？还是六十分钟？
这肯定是一场噩梦。
一群囚徒在附近干活。有人在挖洞，有人在抬沙。谁也没有瞟我们一眼，我们就像荒漠中的枯树。我身后有人在讲话，我不想听，不想知道谁在说话，说什么。谁都不敢大声说话，虽然周围没有警卫。我们的声音很小，可能是因为浓烟荼毒了空气，呛环了我们的咽喉。
我们朝另一个工棚走去，进了吉卜赛人的集中营。我们排成五行。
“立定！”
没有地板，只有天花板和光秃秃的四壁，我们的脚陷在泥土里。
又一次等待。我站在那儿睡着了，梦见了床，梦见母亲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突然又醒了，发现自己依然站着，脚陷在泥土里。有人突然倒下，瘫倒在泥土中，一个人叫起来：“你疯了！他们叫我们站着。你想给大家惹麻烦吗？”
但好像天下所有麻烦都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
人们渐渐全都坐在泥土里。但是，每当有囚头进来，我们还是都得站起来，他来查看有没有人穿着新鞋子。如果有，就得把新鞋交出。抗议是没有用的，只会被痛打一顿，最后还得交出来。
我穿了一双新鞋，但是，鞋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泥土，他们没发现。我随即祈祷，感谢上帝，感谢他在浩瀚神奇的宇宙间创造了泥土。
突然工棚里一片沉寂，沉寂得令人压抑。一个党卫军军官走进来，带来一股死神的气味。我们盯着他那多肉的嘴唇，他站在工棚中央对我们训话：
“你们身在集中营。这里是奥斯维辛……”
一阵停顿，他在观察这句话的效果。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回忆起他的面孔。他身材很高，三十多岁，额头和眸子里写满了罪恶。他审视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一群患了麻疯病、但还想苟延残喘的狗。
“记住，”他继续说，“永远记住，刻骨铭心地记住，你们是在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不是疗养院，而是集中营。既然来了，就得干活。你们要是不干，就得到烟囱里去，到焚尸炉里去。干活还是进焚尸炉，你们自己挑。”
那天夜晚，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再吓唬我们了。但是，他的话还是让我们心惊肉跳。所谓的“烟囱”并不抽象：它与浓烟一起浮在空中。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是惟一具有真实意义的字眼。他离开了工棚，囚头们进来了，喊道：
“所有技工——锁匠、木匠、电工、钟表匠——向前一步走！”
剩余的人被转移到另一间工棚，一间石头工棚。他们让我们坐下，由一个吉人赛囚徒看管。
我父亲突然肚子痛。他站起来，非常礼貌地用德语问道：“对不起……能不能告诉我厕所在什么地方？”
吉卜赛人盯着他，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就像要看清这个对他讲话的人究竟是不是有血有肉的生灵、一个有肉体有肚子的人。然后，他好像从沉睡中醒来，使劲抽了父亲一个嘴巴。父亲摔倒在地，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惊得目瞪口呆。我怎么了？有人当面殴打父亲，我竟然连眼睛都不敢眨。我默默地看着，一声不吭。要是在昨天，我恨不得掐住这个罪犯，把指甲嵌到他的肉中。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变得这么快？懊丧噬咬着我。我能够想到的是：决不能饶恕这个恶棍！父亲猜出我在想什么，他对我耳语道：
“没伤着。”他的脸颊上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所有人都出来！”又一声令下。十几个吉卜赛人过来监视我们，周围响起一片棍棒声和皮鞭声。我双腿打颤，我怕挨打，躲在了别人背后。现在是春天，阳光明媚。
“站队，横五行纵五列！”
那天早晨，我看见囚徒们在附近干活，没有警卫，只有烟囱的暗影……我在阳光和梦幻中昏昏欲睡，有人扯了扯我的袖子，是父亲：“来，孩子。”
我们齐步走。大门打开，又关上，我们继续在铁丝网里齐步走。每走一步，都会看见绘有黑色骷髅的
白色标牌，上面写着：当心送命！真荒唐，在这儿，命算什么？
吉卜赛人在工棚附近停住，党卫军接替了他们。他们端着机枪，带着警犬，站在我们周边。
我们走了整整半小时。举目四望，我发现身后有铁丝网。我们已经离开了集中营。
现在是五月，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馨香，金乌西坠。
但是，我们刚走了几步就看见另一座集中营，四周是铁丝网。大铁门上方写着一行字：abreit macht frei——工作换自由。
这就是奥斯维辛。
第一印象——这里比伯肯诺好。双层水泥建筑代替了木板工棚，还有一些小花坛。我们被领到一座“楼房”附近，在入口处停下，坐在地上，再次等待。不时有人进去洗澡，这是规矩，非洗不可。从一座集中营转到另一座集中营，一天数次，每次都得洗澡。
洗完热水澡后，我们在黑暗中哆嗦着身子。我们的衣服全被扣下了，他们说要给我们换衣服。
大约在午夜时分，又有人命令我们跑步。
“快！”卫兵们喊道，“要想早睡觉，就得快跑。”
我们发疯似地跑了几分钟，跑到一座新楼旁。一个负责人在那儿候着，他是波兰人，很年轻，冲我们微笑。他对我们说话，我们虽然疲乏极了，但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同志们，现在你们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前面是一条用痛苦铺成的漫长道路。但是，别灰心。那关最要命，已经过去了。因此，鼓起勇气来，坚定信心。我们都会看到解放的那天。要相信生活，一千倍一万倍地相信。惟有赶走绝望，才能远离死亡。地狱不会长存……我为大家祈祷，或者给大家一点儿忠告。你们要保持同志之情。我们都是兄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我们的头顶上飘着同样的烟气。要互助，惟有如此，大家才能活下去。好，我说得够多了，你们也累了。记住，你们住在17号楼。我负责维持秩序，谁要是有难处，可以找我。就这些，睡觉去吧，两人一张上下床，晚安。”
我们头一次听到人话。
我们刚爬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老资格”的囚徒们没有粗鲁地对待我们。我们去洗漱，领了新衣服。有人给我们拿来苦咖啡。
大约十点钟，我们离开楼房，因为有人要打扫楼房。我们沐浴在阳光下，又睡了一觉，精神好多了。朋友们见了面，相互交谈，什么都谈，惟独不提那些销声匿迹的人。大部分人认为战争快结束了。
中午，有人端来了汤，每人一碗浓汤。我饿得要命，却不愿碰它。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父亲把我那份汤喝得一干二净。
我们在楼房的背阴处打盹。泥地工棚的党卫军肯定在撒谎：奥斯维辛算得上是一座疗养院……
下午，他们让我们站队。三个囚徒抬来一张桌子，搬来一些医疗器械。他们让我们卷起左袖，从桌前鱼贯而过。三个“老资格”囚徒拿着钢针，在我们的胳膊上刺下号码。我的号码是a—7713，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名字了。
黄昏时开始点名。焚尸队回来了；乐队在集中营入口处演奏军乐；上万囚徒排列成行，党卫军检查他们的号码。
点完名后，各楼的囚徒们解散了，大家在新来者中寻找朋友、亲戚或邻居。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早晨喝苦咖啡，中午喝汤。到了第三天，不论什么汤，我都急不可待地一口喝光……下午六点钟点名，发面包，配点杂食，九点钟上床睡觉。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八天。点过名后，我们站着，铃声响了才解散。我突然发现有人沿着队列走过来，我听见他问：
“你们中间，谁是从赛加特来的维赛尔？”
那人个子很小，干瘪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在找我们。父亲说：
“我是，我是赛加特的维赛尔。”
那人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着父亲。
“不认识我吗？您认不出我了？我是您的亲戚斯泰恩。怎么，忘了？斯泰恩，安特卫普的斯泰恩，瑞泽尔的丈夫。您的妻子是瑞泽尔的姨妈……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很多信。”
父亲没有认出来，他肯定认不出他。他一天到晚忙社区里的事，很少过问家事。他总在想别的事情（有一回，一个表姐到赛加特看我们，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过了两星期父亲才注意到她）。是的，父亲不认识他，我却立即认出他来。我知道他的太太瑞泽尔，后来她去了比利时。
他告诉我们，1942年他就被送到这儿来。他说：“我听说你们那个地区来了一批人，已经到了，所以来找您。我想，您可能知道瑞泽尔的消息，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留在安特卫普……”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自从1940年，妈妈就与她们断了音信，但我撒了谎：
“是的，我妈妈接到过她们的信。瑞泽尔很好，孩子们也很好……”
他高兴得泪流满面。他本想再呆一会儿，但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他不得不离开，临走时说，明天他还会来。
铃声响了，解散了。我们去取晚餐：面包和麦淇淋麦淇淋是一种人造黄油。。我饿极了，当场大吞大咽。父亲说：“你不能一次都吃光，还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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