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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闹了几个月，郭仁杰渐渐转为劣势，被当作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了。这一形势的转化，使复旦的老造反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斗争是有成效的。其实，郭仁杰的失势，并非因为反“逆流”遇到了阻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张春桥的缘故。
张春桥最恼火的，是郭仁杰把他内部讲话公开出去了。张春桥在一个内部小会上曾传达过毛泽东的话：“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然后叮嘱道，此事不得外传。但郭仁杰为了说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斗争来头很大，就把毛的话说出去了。反对派指责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郭就说是张春桥说的，弄得张春桥非常被动。
其次，郭仁杰到市革会教卫组之后，想把红革会的队伍重新拉起来，说是别的红卫兵组织都有全市的总部，红革会也应该恢复总部。在他，是要拉一支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对张春桥说来，红革会无疑是一种异己力量，这支队伍好不容易才打散的，怎可让他复活，此举实乃大忌。
再则，在工人的队伍中，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是一支与工总司对立的力量，王洪文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带领工总司的大批人马将它砸烂、踏平，但郭仁杰却表态支持上柴联司，这当然也为张春桥所不满。
有此数事，张春桥就不再见他。郭仁杰本是靠着张春桥的力量办事的，一旦失去张春桥的信任，命运就要逆转了。
但张春桥的态度，学生们还并不清楚。最先起来批判郭仁杰的，是他们内部人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王承龙是市委一份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在联络站内有相当的势力，并没有把郭仁杰放在眼里，而且正在与徐景贤争权。所以一摸到张春桥的态度之后，就组织会议批判郭仁杰，绕过徐景贤，直接向张春桥汇报，说郭仁杰是上柴联司的黑后台，并设立了“郭仁杰专案组”。徐景贤和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程绮华还想保郭仁杰一下，把他送进上海公费医院治病，因为他有肾结石。但这消息却被上海工学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就冲到医院把郭仁杰抓走，隔离起来，加以批斗。后来查出他有婚外的男女关系，这在当时被认作是流氓行为，就被当作流氓来鞭打，打得郭仁杰难以忍受，就跳楼自杀了。
郭仁杰一死，反“逆流”斗争也就破产了。
据说，在郭仁杰被抓时，徐景贤曾要求张春桥出面将他保出来，但张春桥不表态，他其实是要假手红卫兵除掉郭仁杰。除掉郭仁杰，对张春桥有两个好处：一是清除了一个能够再拉队伍与他对抗的隐患；二是可以消解因反“逆流”而引起的怨愤。
郭仁杰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但红卫兵与张春桥的矛盾并没有缓和。有压迫，必有反抗；压得愈紧，反弹的力量也愈大。反“逆流”反得太厉害了，积压的怨愤也就更多，并不是牺牲一个郭仁杰所能消解得了的。
本来，群众的反张情绪是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硬压下去的，如果张春桥聪明一点，适可而止，局面也许还可以稳定得住，无奈他是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人，对于反对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一整再整，整个没完没了。表面上张春桥的威信愈来愈高，人人谈“炮打”而变色，但实际上危机四伏，人们背地里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反张情绪有增无减。所以，无论后来的触发剂是什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迟早要爆发的，这其实是张春桥自己造成的恶果。
还在第一次“炮打”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复旦就有人在大字报中借用鲁迅的话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年之后，这句话应验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发生了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主战场仍在复旦大学。
不过第二次炮打，远比第一次炮打的情况来得复杂。第一次炮打失败之后，张春桥们扬言要抓黑后台，其实那时倒并无什么人在幕后指使或煽动，完全是在新的权力分配的背景下，怀疑一切的思潮在作怪。而第二次炮打则不同了，明显有上层的线通下来，而详情细节一直没有披露，至今还是个谜。
但风源来自北京是肯定的。据我所知，有三条线路通下来：
一条是经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通到《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朱锡琪那里。《文汇报》北办主任艾玲是个通天人物，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曾为江青、张春桥搜集过许多情报，后来又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她的丈夫又是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当时就听说，艾玲用保密电话给朱锡琪通了消息，朱锡琪召集《文汇报》核心组成员开秘密会议，大家宣誓决定炮打张春桥。于是他们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写出《十个为什么》传单，用大字印出，广为散发和张贴。其内容大致是说：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会的报道中，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虽然没有点名，但矛头直指张春桥。最后提的口号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区别于过去所提的“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另一条线是由解放军总后勤部，通到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队”。二军大当时分为“红旗”、“红纵”两派，“红纵”在北京要打倒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上海则支持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造反派，支持上海夺权，因而参加上海市革会的活动，而“红旗”则是保邱会作的，在上海却受到张春桥的排挤。到得4月初，“红旗”却忽然活跃起来了，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无革派”）的名义，到处刷大标语，如“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等等。杨、余、傅是指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3月份刚刚被打倒，北京提出要揪他们的黑后台，上海一些敏感人士认为这个黑后台就是指张春桥。
还有一条线，是由《人民日报》记者通到复旦红卫兵组织。4月初，《人民日报》派了两个记者到上海，都是复旦大学提前毕业的学生，一个原属红革会，一个原属红三司。原属红三司的记者是“过河卒”小组成员，与我关系很好，他到上海后先来找我，告以陈伯达到《人民日报》指示工作时，说了一些不利于张春桥的话，这些话当然是暗示性的，但大家都听得出来，矛头是指向张春桥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当时领导人的一种说话艺术。既豁出了翎子，又不落言筌，万一事情不成，别人也无法追究他的责任，他可以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当时的“革命群众”也锻炼得很善于察颜观色，领会言外之音、字外之义。上面翎子一出，下面闻风而动，北京反张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我问他此次到上海有什么具体任务，他说没有明确指示，只是要他们了解基层情况，组点稿子。我立即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派他们来向上海两大红卫兵组织传递信息的，只是领导上不肯明说罢了。北京这股反张热流，必然要南下上海，而且指日可待，不会太久。我们必须赶快拿定主意，作好准备。
我们在“文革”开始以来将近两年的经历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深感自己不过是供大人物驱使的喽啰。大人物在云端里指挥，小人物在地面上大战，打得汗流浃背，头破血流，自以为英雄，其实不过是傀儡。斗赢了，无非是为上面大人物的高升清除障碍，开辟道路，小人物除了受几句夸赞之外，得不到什么实惠；斗败了，却就是反革命的罪名，身败名裂，而大人物则依然无恙，双方仍皮笑肉不笑地握手言欢。
既然已经悟到这一点，当然就没有劲头再来做傀儡了。我们决定这回要做个看客，只看看热闹不再卷入即将掀起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热潮。次日，约“过河卒”成员在共青苗圃碰头，我将这层意思说了，大家都很赞成。我们还特别叮嘱安文江，要他稳住阵脚，切不可轻举妄动。安文江是红三司司令，在当时是个风云人物，这么大的事体，别人肯定要找他，他又好激动，一激动起来就冲到前面去了。所以要想不卷入，先得把他稳住。
果然，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热潮很快就形成了。4月10日，二军大红旗造反队的大标语就刷到复旦校园里来了。但他们始终只刷些暗示性的标语，既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表现得神秘兮兮的。但愈表现得神秘，愈能刺激人们的想像力。关心“文革”动态的人都知道二军大“红旗”与邱会作的关系，也知道邱会作是林彪的亲信。那么，二军大“红旗”出来反张，是不是反映了林彪的态度呢？如果林彪、陈伯达都在反张，那么，张春桥不是倒定了吗？
于是，复旦红卫兵也贴出了大字报。虽然由于第一次炮打失败的教训，使得他们表现得相当谨慎，但是愤火积压已久，有了适当的机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虽然都没有点张春桥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张春桥的。这时火上浇油的是，《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十个为什么》的出现。红卫兵消息灵通，知道他们有通天人物。在分析各种动态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次反张之风，是从中央刮下来的，打倒张春桥的时机已到，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4月12日早晨，当人们从宿舍区走向复旦校门时，就看见围墙上有醒目的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校园里更是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满世界了，而且还不断地在增加。复旦的红卫兵们怀着深仇大恨，全面出动，在市里通衢要道，在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了反张标语，整个上海都轰动起来了。主战场当然仍在复旦，市民们纷纷涌向复旦园。到得10点钟左右，复旦园的几条要道便挤得难以行走了，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不过，胡守钧一派这次倒没有参加炮打。因为这时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驻复旦，在这之前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将胡守钧、周谷声等人隔离起来了。“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突击队乘乱冲进隔离室将他们的司令周谷声抢走，胡守钧也走出隔离室，宣布自己解放自己。这个消息，更给节日的人群增加了欢乐气氛。
“过河卒”和安文江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成为人们追踪对象。有些人向我们探听消息，有些人要我们参加炮打。我们还是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