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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不可避免地生成出他歪曲表现事物的方法和他在他本身与被表现事物之间经常形成的张力，因而，世界在他眼前变得越歪曲，作者本身也就越多地卷入这一过程，继而被歪曲、被困惑。
因此，对知识的渴求使加达脱离了世界的客观性而陷入他本人受到激励的主观性；对于一个不喜欢自己，实际上十分厌恶自己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折磨，这一点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小说《品味悲哀》（la cognizione del dolore）之中。在他这部最具自传性质作品中，他疯狂地痛斥代词“我”和其他一切代词，视之为思维的寄生虫：“我！……全部代词中的这个最肮脏字眼儿！……全部代词都一样！它们是思维中的虱子。思维中一有了虱子，思维就要挠痒，就像长了虱子的人一样……于是，在你的手指甲下面，你……会发现代词：人称代词！”
如果说加达的作品是由作为每种认知过程基本组成部分的、理性的准确性与狂癫的歪曲之间的张力来确定的，那么，与此同时，另外一位作家，也受过科学技术的训练，也是工程师，罗伯特·穆希尔（robert musil），则表现了数学的精确性与人间事务的不确切性之间的张力；他所运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法：流畅、讽刺性强，但是恰到好处。穆希尔的梦想是能得到单一解决方法的数学。
但是，还有话要说，却说不来，是关于不能得出总体答案的数学问题的；数学问题虽然可以得出个别的答案，但是这些个别答案结合起来又会让人更接近总体的答案。他原本还可能补充一句说，他认为人类生活所提出的各种问题都是如此的。有人所说的“时代”——却不明了他所理解的“时代”是几百年、一千年，还是从上小学到当祖父中间的时间——环境的这种深广、漫无规律的变化时期，就等于一系列混乱的、令人不满的，而且就个体而言是虚的解决问题的尝试，这些尝试却可能得出正确的、总体的答案，但是，必须等到人们学会把各种答案结合起来之后才行。在乘电车回家途中，他想到了这一点。
对于穆希尔来说，知识就是对这两个对立极性互不相容的认识。其中之一，他称为“准确”——或者有时候称为数学、纯精神，或者甚至军事心理；另外一个，他称为灵魂，或者非理性、人性、混乱。他把他所知道或者思考的一切，都收进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书中；又力求让这本书保存小说的形式，然而，它的结构却在不断地变化；在他手里，变得支离破碎。结果，他不仅没有办法完成这部小说，而且也无法决定其总的轮廓，不知如何把数量庞大的素材装在限定的范围之内。对于加达来说：理解就意味着让他自己陷入某一个关系网中；而穆希尔给人印象则是总要从法规的繁复性方面理解一切，理解事物的多种层次；却又不允许自己陷入其中：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位工程师出身的作家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记录下来他们两人共同的特点：他们不善于适时结尾。
就连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都没有办法结束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这倒不是因为缺乏设计；我们知道，关于这部书的设想、开头与结尾，还有总体轮廓，都是同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原因在于，这本书因为其本身的肌体活力从内部起变得越来越密集。联结一切的网络也是普鲁斯特的题材。但是，在他那里，这一网络由每个人物依次占的许多时空点组成，于是造成时空维度无限地繁复起来。世界不断扩充，以致无法把握，而知识，对普鲁斯特来说，虽然取得，却模糊不清。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知识的典型感受，就是叙事者对阿伯丁（albertine）的嫉妒：
于是，我理解了爱情所遇到的困难。我们想象，爱情的对象是一个可以在我们眼前、又包容在一个躯体之内的存在物。啊，爱情其实是这个存在物向空间与时间中所有点的延长；它已经占据了、并且还要占据这些点。如果我们不能接触这个或那个地方、这一个或那一个小时，我们就不能占有这个存在物。然而，我们是无法触及所有那些点的。如果这些被指明给我们，我们也许还可以想方设法向它们奔去。然而，我们虽然摸索，却找不到它们。接踵而来的就是信任丧失、嫉意暴起、凶象丛生。我们在荒诞的线索上浪费宝贵的时间，交臂错过真实，甚至对真实不屑一顾。（《追忆逝水年华》：囚徒，iii，100，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la prisonnière； paris： pleiade； gallimard； 1954）
在《囚徒》中，与这一段同在一页上的还有一段描写了控制着电话的令人烦恼的神祗。在以下的几页，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场最初的飞机表演，正如在上一卷（《平原上的城市》）中我们看到了汽车取代马车，改变了空间对时间的比率，改变程度之大以致“艺术也被它改变”。我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想表明，普鲁斯特在技术意识方面，并不比上文提到的两位工程师作家落后。我们在《追忆逝水年华》中看到一点一滴出现的正在来临的新技术，并不只是“时代色彩”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作品形式本身的一部分，其内在逻辑的一部分，作者对在短促生活中想要写完的可写事物的繁复性加以探测的急切心情的一部分。
我开始第一篇演说时提到了卢克莱修的史诗和奥维德的史诗，提到了可见于这两部截然不同作品的有关万物之间无限关系体系的观念。在这篇讲演中，我想，对旧日文学的参考可以降低到最小的限度，略提几部，以表明在我们的时代，文学正在试图实现古人从效果和潜力两方面来表现这种繁复性的愿望。过分宏伟的设想在许多领域中都可能令人厌倦，但在文学中则不然。即使我们提出难以量计的目标，而且没有希望实现，文学也仍然存在。即使诗人和作家为自己提出他人不敢想象的任务，文学也依然继续发挥作用。因为科学已经开始不信任不能切分、不专门的一般性解释和解决办法，所以文学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必须能够把知识各部门、各种“密码”总汇起来，织造出一种多层次、多面性的世界景观来。
对于设想宏伟程度最肯定地不加限制的一位作家是歌德，他在一七八○年恳切地告诉夏洛特·冯·施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说，他在构思一本“关于宇宙的小说”。他说的这句话怎样实现，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选择小说作为一种可能包罗整个宇宙的文学形式这一事实是对于未来具有很大意义的事实。与此前后同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里希登堡（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写道：“我认为，一首描写空旷空间的诗作是崇高的。”宇宙与空旷：我还要谈一谈这两个词语；这两者常常变成一体，但是文学的目标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前后摆动的。
在汉斯·布鲁明堡（hans blumenberg）写的一本极好的书《世界的可读性》（die lesbarkeit der welt，1981）里，我找到了歌德和里希登堡的这些语录。在最后几章中，作者略述了这种文学雄心的历史；他提到了诺瓦利斯（novalis），这位作家想要写一本“终极的书”，该书有时是一部准百科全书，有时又是一本圣经；又提到了洪堡（humboldt），洪堡以他的《宇宙》（kosmos）一书实际上达到了“描写物理宇宙”的写作目的。布鲁明堡书中和我的论题有最直接关系的一章题为“世界是一本空洞无物的书”，读的是马拉美和福楼拜。我一直十分着迷的事实是，马拉美在诗中成功地给虚无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晶体般的形式，他把晚年全部用于——项写作一部作为宇宙终极目的的真正经典，但是他销毁了这部神秘之书的一切线索。同样，令人倾心的还有福楼拜，他在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写信给路易·科莱（louise colet）说：“我想要写的是一部关于虚无的书”，然后把他一生最后的十年全部用来写作最具百科全书性质的小说《布瓦尔与佩居谢》（bouvard and pecuchet）。
《布瓦尔与佩居谢》的确是我今天晚上要谈论的小说的鼻祖，虽然这两位持十九世纪科学主义的堂吉诃德式作家开始了穿过宇宙知识海洋的动人而欢快的旅行，后来变成了一系列的海上灾难。对于这两位自学起家的童心未泯的人来说，每一本书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但是这些世界互相排斥，或者至少十分矛盾，以至令任何追求确切答案的希望悉数破灭。这两位代笔人无论投入多少努力，也是缺乏某种主观上的才能的，而只有这种才能让人得心应手地使用观念，使这些观念变为人们想从中得到的天然愉快；这种才能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的结尾：布瓦尔和佩居谢放弃了理解世界的愿望，甘愿重返充当代笔的命运，决心献身于在万象图书馆中手抄图书的辛苦工作。是否应该得出结论，认为布瓦尔和佩居谢的经验表明“百科全书”和“虚无”必定混合为一呢？但是，在这两个人物的后面是福楼拜本人，他为了丰富人物每章的奇遇而被迫学习一切学科的知识，以构筑起一座科学大厦，以利这两位小说主人公去拆除、分析。为此目的，他阅读了农学、园艺、化学、解剖学、医学、地质学的教科书。在日期为一八七三年八月的一封信中，他说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看了一百九十四本书，而且一直在做笔记；一八七四年六月，这个数字上升到了二百九十四；五年以后，他得以向左拉宣称：“阅读已告一段落，小说完成之前，我不再打开其他旧书了。”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在他的书信中便看到他正费劲地研读宗教论著，后来又开始学教育学，这门学问强迫他进入五花八门的知识分支。一八八○年一月，他写道：“为了我这两位高贵的朋友，你知道我得通读多少本书吗？一千五百多本！”
因此，关于这两位自学成才的代笔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是有衬底的（doublee），即在现实领域中完成的平行的、绝对巨人式的努力。福楼拜亲自把自己改变成为一本宇宙百科全书，以一种绝对不亚于他笔下人物的激情吸收他们欲求掌握的每种知识和他们注定要被排除在外不得进入的一切。他这样长时间地不辞劳苦，难道是要展示他那两个自学成才人物所探索的知识无用吗？“论科学之缺乏方法论”是福楼拜想要给他小说添加的副标题，这见于他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封信。或者，是要展示知识的纯粹的虚幻？
一百年后的一位百科全书式作家，莱蒙·凯诺（raymond queneau），写了一篇文章维护这两个人物，反驳指责他们愚蠢（他们的过错是偏爱绝对物，不容任何矛盾或疑虑），也为福楼拜辩护，反驳说他是科学的敌人这种简单化的责难。凯诺说：“福楼拜是拥护科学的，正因为科学是引发疑虑、持保留态度、讲求方法、严谨和富有人性的。他十分惧怕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家和哲学家。”
福楼拜的怀疑主义和对千百年来积累的人类知识的无限兴趣正是二十世纪最伟大作家必定宣称为他们所据有的那些品质。不过，我倾向于称他们具有一种积极的怀疑主义，像是一种赌博和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