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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就是这样随便的人。随随便便地上小学、上中学，随随便便地考个大学，随随便便读几门功课，再随随便便找个工作，然后随随便便谈几次恋爱。她年纪越大就越随便。但是，就她这样一种随便的做派行事，成就却往往惊人——她随便考的试，成绩总是头等的；她随便挑的大学和专业，却是重点和热门；她随便进的公司，坐落在徐家汇那些写字楼里；她随便交的男朋友，个个被她随便地退回去，问她他们什么不好，她挺随便地说：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时间长了，觉得闷。只是有一件，我真担心她现在太随便，等年纪大了，一慌，只好随随便便嫁个人，随随便便生个小孩，过两年，又随随便便地离了婚——那就不太好了。不过这是触霉头的话，少想为好。
我跟姐姐不一样。我羡慕她这种潇洒来去的随便作风，可是我做不来。因为她是大、她是好，从小她把我比下去，我只好自己靠自己出头，让爸妈也知道我，知道我也聪明、我也优秀。我一直在比赛场上，努力地去争，争是我的生存状态。我现在能够有这样的成绩、能够直升Ｆ大学新闻系，这不是随便来的，这都是我一分一分靠自己争取来的。我应该高兴才对——我的确高兴。但是，当我发现自己苦苦争取来的东西，姐姐却随随便便地拿到了，活像在路边捡一枚硬币那么简单，我发现自己依旧被她比下去了。
算啦，不管怎么说，我是很成功的。我确实应当高兴才对。我所争取的东西，我全都得到了。
噢，不对。秦庾，秦庾是个例外——他来，我没有做任何刻意的争取，现在他在走远，我想伸手抓住他，我试了，但是没有用，争取对他没有用。没有用我也要争一争，否则怎么办？我总不见得坐在椅子上看他走吧？
姐姐又翻了个身，面向着我，我看见她伸手在揉眼睛，接着，两眼有些睁不开地望着我，黏糊糊地说：
“还不睡呀？又在呆想什么？”
“想你怎么睡这么死。”
“我？我没心事啊。”她狡黠地说，“没有心事，就有觉可睡。”
“我是有事做而已。我大学都考上了，还能有什么心事？”
她笑起来说：“你以为我生出来就这么大啊？大学算什么心事？社会中、历史中，最要紧的角色是人——你们老师没教过你吗？人是最要紧的！”
姐姐这人，睡意蒙眬的还谈什么社会什么历史，真要好笑死了。可是，她说话倒一句是一句，我不去睬她算了。
她见我不响，又笑道：“你们小孩子的把戏，我可以去编本词典了。”
“你去编好了，编出来只能当草纸用。老姐姐，你到底有多久没碰书啦？”
这是真的，自从去年姐姐开始工作，我就没见她看书。
“我？我月月都看书呀。”她笑容可掬地申辩道。
唉，这真是对牛弹琴。她那些彩色图片充斥的时装杂志，怎么也算不上书。说实话，靠了那些杂志，她倒真的从文学到音乐从没落伍过，可那也只是侃大山的材料而已，真货绝没什么。
她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抢在我头里说：“有的事你不明白。你呀，下次要好好跟我学习学习，你也要上大学了，你说你明白什么？”说完，翻身又睡。
我明白什么？我是不明白，她高中里那位气宇轩昂的男生怎么就是“把戏”？秦庾怎么又是“把戏”？彩色图片怎么顶用？跟她学又学些什么？
我没跟她学过什么。从小是我一个人闯，我拿不准前面有什么，但总得往前走，有些事也总要自己去经历，即便要受伤、要流很多眼泪，把自己交给自己保管总是最安全的。别人能教我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别人说的都是白说，一杯水的冷暖非得自己尝一尝才能了解。我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也一样不负责任。可是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呀。我就是这么固执的一个人，爸妈总为这骂我，可我已经这样了，人总该照着自己想的去做。
数学老师又在黑板前强调一个什么很重要了。她强调要点的时候，往往用粉笔把黑板上的那个要点又是圈、又是画、又是点，手里大概使上了吃奶的力气，粉笔截截折断，直到短得无可断处为止——总是这样，把那个所谓的要点弄得谁也看不清，只看到圈圈和杠杠，她那种穷凶极恶的样子，倒好像跟粉笔是前世冤家、跟要点是本代仇人。
幸好，我用不到再去听她的啦。唉，一件事情，不到你不用做的时候，你就无法发现它的无聊。从前我对数学倒真真是兴趣百倍，他们都说我解不出一道题简直比死了亲娘还难受。现在大功告成，从今以后我恐怕再用不着去碰数学啦，于是我猛然发现数学的无聊、无味、无意义。一看见、ｙ、ｚ我就想笑，因为想到它们纠缠我个不休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不是对数学有偏见，其实门门功课都这样。我加的是文科，物理生物化学早就丢了，剩下的，除了数学，还有语文、英语、政治。语文不是不好，但是现在这种应考语文，机械、繁冗，还要写技术性那么强的作文，文字的趣味统统消失殆尽；英语么，还好一点，总算用得到的，可选择题我是做腻味透了；至于政治，还用我说吗？
为什么我还要来学校上课呢？别的没什么，主要是班主任要求我来。况且，让我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吃吃喝喝养膘吗？我到学校里来还比较自由，哪天有事，请个假就可以走的；到校的时候也自由，看看言情小说听听歌，日子过得又无聊又惬意。还有几个同级和我一样提前录取的人，天天也过这样的日子，比起身边那些黑眼圈红鼻头生物钟完全被打乱的“苦命人”，我们真是快活得没有话讲。我到学校里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陪陪秦庾。受处分之后他心情很差，这可以理解，我想，这样的时候他最需要我的帮助。
长久以来他就给我这种信息：他需要我的帮助；近来这信息更强烈了些。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那一天，他就显得那么无助，无助地站在我面前。
那是高二开学的第一天，我中午到门房去取报社的汇款单，正巧碰见门房老大爷在分信。我看见一封信落在地上，就顺手捡了起来。这信的信封很精致——雪白的纸张，靠左边缘一段印花条纹，条纹还以烫金勾勒，信封背面是凹凸印制的商标，有浮雕的感觉。我在心里暗暗赞了一声，注意看看用这么好看的信封寄信给谁——是高一的新生，叫秦庾的。我一直偏好秦姓，可从没想到“秦”和“庾”两个姓放在一起，能组成如此富音乐感的名字。看看高一这个班就在我们班楼下，我就把信夹进随身带的词典里，打算顺路给他送去。
站在那个班门口，我往里看看。那个叫秦庾的人来了吗？如果来了，是哪个呢？我就叫：“哪个是秦庾？”
哪个是秦庾？秦庾！我这是头一次念他的名字，不知怎么，我猛然联想起“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诗句来——秦庾，念起来像是“晴雨”，多秀气的名字！
我叫了好多遍，教室后排才有个男生站起来往我这儿走。我有点吃不准他是不是信封上的人，不过我真的喜欢秦庾这名字，一个劲儿地念。我就这样看到了秦庾。他带着礼貌而略显委屈的神情站在我面前，赌气似的不做声，我问他好多遍，他才承认说自己是秦庾。我可不是喜欢他那个不大快乐的表情！所以说，从一开始我就有这感觉——他需要人帮助，而那人就是我。
同桌摇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提醒：“到你啦到你啦！”到我什么？怎么会到我？我才在回想秦庾的事呢。老师不是一直就不叫我了吗？我抬头看数学张老师，她也正看着我。大眼瞪小眼，刹那间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我们说：
“噢，忘了。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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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海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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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海燕（2）
我们究竟是怎么会找到那座奇怪的桥的呢？我想，那座桥是我和秦庾交往的回忆中惟一的一桩奇遇。我不是说，我们发现了钻石矿或者油田什么的。大概，一个人在碰到我现在这样的困境时，总会回想起过去那些最快乐的时光吧？这真是不大明智，假如我能一下子把我和他的小片断统统忘记，那有多好啊！但是不，偏偏那些小片断都来了。过去他对我还好的时候，我的日子这么繁忙——学习、开会、比赛、写发言稿——而他对我的好，给我忙来忙去的这些事都加上了小花边的点缀——一种浅粉色带黄色花蕊的单瓣小花；现在呢，我被提前录取了，一下子变成个无所事事的人，我正想拥有这段时间，把世界的门重重关上，把一切都抛诸脑后，把前一段时间里沉迷于解题的心思好好地转移到他身上，他却完全地拒绝了。他干吗要拒绝？我明明看到他那无助的神情，可是，我更明显地看到他的不耐烦、他的拒绝，到最后，他居然一声不吭地消失。我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打电话去问他，我从没试过去指责他什么，即便他作弊这件事，我虽然认为他不对，也没有当他面说过“不对”两个字——我突然发现，长久以来，总是我占主动地位，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总是我用尽千方百计去安慰他、帮助他，而他，他始终一动不动。我这次是不是也试着一动不动，等他过来呢？这不是我所习惯的状态，我是习惯有动作、有争取的，但是，在动作失去效用时，也许我要试着放弃动作。谁知道呢？
我真的很难过。一想到秦庾的事就很难过。我想念那种粉色黄蕊的单瓣小花——我们两个在那座奇怪的桥的缝隙里发现的小花。
那是我高二的下半学期，他还是高一。期中考试刚刚结束，也正到了五月适合出游的时候。教导主任睡了一觉，不知怎么就想起春游的事情，愿意带我们出去走一圈。其实我们对教导主任出主意组织的春游根本没有信心——谁都知道，他恨不得我们吃饭睡觉走路都能受教。我跟这赶时髦配无边眼镜的老政治教师比较熟，对他关于人生的严肃态度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的口头禅就是“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班同学在那个星期里一天到晚让我“去跟这老厌物商量商量”，我知道他们，他们早就制订了满满的“作战计划”，如果没有这“老厌物”的介入，他们可以利用双休日玩得找不到家门。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比前几年又不同了，更加会玩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平时个个架上眼镜像个读书人，脚一沾地却收不回来，很有劲。不过，“老厌物”是很严肃的人，严肃的人往往特别固执，我才不去碰这种钉子。我跟他们说，你们不去就不去，没关系，不会强迫你们去的。我和秦庾定好了出去玩，我也不打算去的。教导主任的春游计划出来了，是到一个什么革命遗址去凭吊——那时我反正不去，根本没在意是什么地方。统计春游人数的结果，我想教导主任看了要吃不下饭的：最多的班是二十几人，最少的班干脆一个也没有！我的估计是对的，年级组长和我英雄所见略同，没敢把这结果交上去，而是亲自跑到那几个参加者少的班里挨个游说，花了整整一中午的辛苦和数吨口水，总算好歹把人数拉到了每班至少二十个。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