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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您看，那里不是孤山吗？”周树人说道。
“啊，可不是吗？你看，那不是楼外楼吗？”陶成章也笑了，“豫才，走了这么远，肚子也饿了吧？上次在日本，你请过我，今天我请客，请你去吃一次楼外楼的西湖醋鱼。”
“陶先生如今有钱了？”周树人笑道。
“有了，只是这钱不是我的，是要用来革命的。革命还没有成功，将来用钱的地方还很多，所以，太奢侈的东西我还是请不起你的，只能拿一尾鱼来请你了。不过等革命成功，华夏光复之后，我一定请你吃一顿真正的大餐！”
两人一边说笑着，一边朝前面走去，心中满是对未来光复后的中国的美好的想象。很多年后，已经成了文学家的周树人在自己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还提到了他们的这次见面，并且感慨说自己那时年轻，总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很容易，直到碰了一串的钉子之后，才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
美国人做事情就是利落，很快，在湖岸边的那片荒地上，新的医学院就开始动工了。这个时代的浙江巡抚是一个叫做信勤的满洲人。这人在历史的大潮中却是个异数，相比他的前任和后任，他几乎在历史上什么重要的痕迹都没有留下，身为封疆大吏，身处这样的风起云涌的时代，却还能如此，倒真是颇有大隐隐于朝的风味了。
总的来说，这位信勤大人，基本上就是个不太管事的，万事只以无事为好。
一般说来，就歪果仁的感觉来说，和一个出身满洲的地方官交涉事情，有时候会比和一个汉族出身的地方官更容易一些。因为满洲官员不像汉人官员，有时候喜欢表现自己的风骨，甚至会故意的靠着为难歪果仁来妆点自己。满洲人不需要这些，因而在自己职权内的一些事情，他们答应起来往往更爽快。况且，美国人也不过是要在杭州办一所医学院而已，自从庚子年之后，中国国内的这种外国学校还少了吗？反正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是为了这么点事情，闹出什么事情来了，反倒是不好。于是信勤很爽利的就批准了这个项目。
而且，在中国的士大夫们看来，西医虽然野蛮，有术而无道，不通五行，不明阴阳，自然是比不得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只是就像乡间的巫医，有时也会有一些说不明白，却极为有效的偏方，也还能治疗一些疑难杂症。这西医也是如此，有些不太好治的病，让它来治标，却也不错。当然，若论调理治本，却还是要靠中医的。但多一种救命的手段备着，对大老爷们来说，也不是坏事情。
对于光复会的人来说，即使不提借此掩护反清准备的事情，他们对于西医本身也是很支持的。周树人就不必说了，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中就直接说过“中医只是有意或者无意的骗子”，而且这些人在留学日本之后，也发现，日本的维新思想的产生，很多其实就来自与对西方医学的学习。而这个观点，在周树人见到从美国来的那位叫做麦克米兰的革命志士之后，就变得更为坚定了。
也就在医学院开始动工之后，陶成章带着麦克米兰院长来到了杭州。周树人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他从其他人的口中听到过很多次的传奇人物。
据说，这位麦克米兰先生本来也是个富家子弟，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的了。但是这位麦克米兰先生却是一位心底极为善良的人，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先是在救恩医院里当大夫，因为医术出众，很快就成了主刀医生，收入自然也相当可观。但他又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西班牙人肆意欺压迫害古巴人的暴行，以及古巴人民奋起反抗的报道后，大为感动，便辞去了薪水丰厚的职务，去古巴当了一个志愿医生，在古巴一干就是好几年，直到古巴成功独立，他才功成身退，后来他又参加过布尔战争，为布尔人的自由而战斗过。
因为这些故事，在周树人的心里，自然而言的就将麦克米兰先生和英国诗人拜伦联系了起来，将他想象成了拜伦的样子：消瘦，脸色苍白，倔强，偏激而深刻。然而当这位医学院未来的院长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人和他的想象完全是两个样子。
麦克米兰先生并不高大，论身高也只比周树人高一些，但因为四肢粗短，所以看上似乎比周树人还要矮。他的胳膊几乎和周树人的腿一般粗，而大腿呢，几乎就和周树人的腰差不多粗细，而他的脖子几乎比脑袋还粗。虽然是白种人，但是大约是在阳光灿烂的古巴呆久了，所以脸上的肤色看上去不像是个医生，倒像是个铁匠。
周树人也学过一些英语，这使得两人的交谈倒不是大问题。在得知周树人是正儿八经的学过医学的事情之后，麦克米兰显然很高兴，便和他聊起了现代医学的新的进展，他还将最新的几期《柳叶刀》杂志送给了周树人。
当然，除了谈医学，他们也谈到了革命。
“医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革命也是一样。在我看来，革命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麦克米兰咬着一支雪茄对周树人这样说，“我是普通外科医生，我知道为了救人，我们做医生的经常需要把那些已经坏死了的，病变了的，危及到病人生命的东西割掉或者杀死，这虽然于病人很痛苦，但救人却是医生的人道主义。革命也一样，革命就是将社会上的那些坏死了的，那些危及整个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命的就像坏掉的阑尾，或者是病菌一样的坏家伙消灭掉。这虽然会带来一些损失，也许会有无辜的人在革命中死掉，就像我们医生用药或是开刀，也会杀死很多健康的细胞一样。但这种痛苦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救人，才能救更多的人。所以做医生的，做革命者的不可以不勇敢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这就是革命者的更高的人道主义。如今就我的感觉，中国的社会严重的病了，有一些革命者邀请我一起来治疗她。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义务，所以我就来了。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把这些病症都尽可能的治好。”
麦克米兰先生不是仅仅说说而已，他更能身体力行。医学院的布置很多地方都是他亲自设计的，而在学院开始建设的时候，你也总能看到他亲自在工地上奔走。就这样，到了一九零七年年初，医院和医学院的建筑部分都已经完工了，医生、教师也都到位了，可以开始招生了。
第五百五十四章，救恩医学院（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药品生产商，史高治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市场的进展一直不太满意。相比欧洲和美洲，亚洲的药品，至少是西药的市场相当的小。而在史高治看来，这绝对是不正常的。因为药品的需求和粮食的需求类似，都是非常刚性的需求，即使亚洲贫穷，但市场也不至于小到了这样的地步。究其原因还在于中医以及中药的统治地位。
这个地位如今在日本已经动摇了，甚至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在中国，依旧非常稳固。为了打开中国的药品市场，就必须让西医的理念被广泛地接受。而靠着常规的文化渗透的手段，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强势文化之所以能迅速的向弱势文化渗透，是要靠这“强势”带来的压力的。
西医在日本能迅速成为主流，明治维新功不可没。在明治维新中，无论是幕府的，还是倒幕的，都必须得到外来力量的支持，因而就不得不接受外来的文化。这样一来，“强势”的作用就明显了。
在中国，如果上层的人物全都认同西医和西药，那么西医和西药就能很快在中国打开影响。上行下效，这正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所以史高治觉得政治上的投入绝对是手段之一。
“如今的中国，满清政府的合法性已经被广泛质疑了。我们的医药部门和革命者站到一起，即使革命遭到挫折，我们也会因为和他们捆绑在一起，而在中国得到‘有良心’的评价。而你们知道，医学这个行当，是最需要良心的行当。你们知道，世界上的采购有两类，一般性采购和专家采购。前者是日用品之类的玩意儿，购买它的人，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知识。另一种就是专家采购了，比如我们采供生产机械什么的，我们派出的采购员都是这些方面的专家。对于要采购的东西非常了解。然而，医药却是个特别的东西，理论上购买他的病人及其家属是非常需要对药物的了解，非常需要专业知识的，然而事实上这确实做不到的，所以医疗这个买卖中，信任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让更多的人都感觉我们的医生，甚至我们的企业是‘好人’，那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只是这样，史高治，你想过没有，这个过程可能很慢，中间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效果。即使将来有效果了，很多成果也会被英国人什么的毫不费力的就分享了。我觉得，这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多萝西娅撇撇嘴说，“我可不觉得你是个能看着人家搭你的便车的。”
“我的确还有其他的考虑。”史高治笑了笑说，“第一，针对将来的战争，我们正在研发很多新的药物。不过你也知道，药物的研发，需要反复的临床试验。如今救恩医院在美国已经是相当高端的医院了，而且美国如今的环境，也不再允许我们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的用美国人做药品实验了。”
“那还不是你自己把这条路堵上的。”多萝西娅毫不客气的打断了他的话。
“那还不是为了提高一下进入这个行当的门槛吗。”史高治笑着个自己辩解了一句，几年前，有一家医药企业突然推出了一种副作用非常小的镇定类药物，一下子就赚了不少钱。而史高治经过了解之后，确定这东西居然就是后世所谓的安定。当然，后来史高治靠着手里的经济力量，将这家小企业给收编了进来。不过这也给他提了一个醒，如果那家企业不是美国企业，而是欧洲企业，那说不定，自己就还真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竞争对手成长起来了。
为了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史高治故意让某家欧洲药品公司的工业间谍获得了麦克唐纳的某种“在研药物”的资料，哪家企业自然是稍作验证就忙不迭的把成品抛了出来，还注册了专利。然而，这种药物有着巨大的毒副左右，他们得到的资料上面的一些关键的数据又被隐瞒甚至修改了。结果三个月之后，这种药物就在欧洲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整个欧洲有多达五千余人因为服用了这种药物导致了器官衰竭，其中一半的人在此后的两个月内陆续死去。
史高治手下的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场风波，借着这场风波，他们迅速的提出了国家必须对药品的安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尤其是新药的开发。于是新的条例很快被制定了出来，对于新药的研发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以及观察时间，检查内容的要求都大幅上升，依照新的条例，任何一款新的药物，即使不考虑开发本身花的钱，仅仅只考虑达到这个要求需要的钱，就接近是个天文数字了。而且美国也规定，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外国药物，一律不得进口。
有美国佬带头，而且其他国家的大制药企业也不是傻瓜，他们自然也立刻就明白了这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