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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恪强深知国务院的政策出台绝不能只凭个人的兴趣好恶，尤其还是夏言这种略带赌博性质的做法了。
当然还有一点是李恪强自己绝不承认的，那就是但凡在宦海沉浮了太久的人，都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把自己的勇气消磨殆尽，可以说党国的大多数干部，不管他们的位置怎么样，只要在官场待的时间久了，胆子就会越来越小，变得越来越在乎自己屁股下面的位置，而且只在乎自己屁股下面的位置。
而就在李恪强烦恼的时候，秘书突然进来汇报说何副总理到了，李恪强点点头，说让他进来。
何厚华是五零后干部全面***掌权以后从政协调到国务院来的副总理，固然人过中年，但是对做实事的热度不减，所以李恪强才召他过来探讨问题。
何厚华走到李恪强的办公桌前，先没有坐下，而是先对李恪强道：“李总理，不知您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
李恪强没有着急回答，而是伸手招呼对方先坐下，而在对方坐下以后，才将夏言书写的文件推到对方的面前，同时说道：“这是党内一位年轻同志所撰写的建议文件，提议国务院能尽早把分税制的改革提上日程，我知道何总理是经济学硕士，所以我才请何总理过来帮我把把关。”
“李总理实在太过于自谦了，去年党国的几项重要经济举措都是李总理挂名推出的，可见李总理才是经济方面的一把好手，我的经济学硕士，实在不够看呀！”何厚华说，“不过李总理既然做出了指示，我也只好在李总理面前献丑了。”
李恪强没有说话，而何厚华则是在说完以后，拿起了夏言撰写的文件仔细阅读了起来。
由于领导班子的过度才结束，大家屁股底下的位置并不能算是完全稳固，所以面对国务院的老大，何厚华必须要拿出自己百分之两百的精力来应对才是。所以光阅读夏言的文件，这位新晋的国务院副总理，就花费了足足一刻多钟，这还是他不好让堂堂总理等自己太久的缘故。
官场上谨言慎行是几乎每一个官员的座右铭，能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何厚华自然也精通此道，所以他看完以后，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情绪，而是仔细斟酌着词汇说道：“回李总理，文件中所提及的改革分税制的问题，是一个年年都会被提出的老问题，不过这份文件在一些关键领域，还是有比较突破性的进展的。”
何厚华说了一堆废话，而李恪强也当然明白自己这位副总理说废话的原因，所以也不卖关子，直接道：“是呀！分税制的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国务院将近十年了，未来如果不进行改革，会有可能直接威胁到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的，所以我请何总理你过来，就是商讨一下这个文件里的建议，究竟有没有可实施性，可实施性又有多少。”
听到李恪强肯定的表述，何厚华心中笃定，于是当即赞叹道：“李总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虽然说中间有些地方还欠缺足够的考虑程度，但是就从文件的立意还是可实施性来看，他都是具有突破性的，至于其他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随时都可以进行完善。”
面对何厚华这笔川剧变脸还要厉害的情绪转变，李恪强心中冷笑，但是表面表情却依然，他故意略带担心的问：“但是我担心中央有些同志会不理解国务院的苦心呀！”
“李总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问题，”何厚华说，“党国不是***政府，所以党内的政见不同也是常有的是，就像当年分税制被提出来的时候，地方上的个别同志也不理解，甚至发展到了搞对抗的状态，但是随着朱总理他老人家苦口婆心的劝解，最后那些同志不也是回心转意了吗？毕竟大家都是为国为民的，只要我们把问题放在桌面上解释清楚，一切总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李恪强点头说：“何总理的话很有建设性，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是一件大事，纵观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他们的分税制改革无一不是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探索中，逐渐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所以我们也应该一点一点的来，先划定一片试点区域，首先是一个县，如果县成功了，那么我们再扩大为市，再扩大为省，这样一步步的推广到全国，何总理以为如何？”
“李总理的讲话高屋建瓴，我自愧不如，”何厚华说，“我认为李总理的想法是值得一试的，从小地方开始搞试点，在试点过程中，我们可以提早发现并解决问题，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说完，何厚华想了想，接着补充道：“除此之外，试点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很好的证明分税制改革的正确，也可以用事实，对那些仍然存有疑问或者是不理解不支持的同志做出最好的解释。”
“好的，那就这么决定了，”李恪强当即拍板道，“明天我会召开一个国务会议，召集其他的副总理还有国务委员来一起商讨此事。”
老大拍板，那么副手岂有不表态的道理？
于是何厚华紧接着说道：“李总理，作为一名经济学毕业的***员，我觉得我有义务在此次税制改革当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为社会主义良好制度的建设做贡献，所以请李总理能允许我也能参与此事。”
李恪强说：“很好，如果此事国务会议上得到通过的话，成立的改革小组，就由你挂帅指挥吧。”
“谢谢李总理的信任和支持，我何厚华一定不辜负李总理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何厚华说。
李恪强没兴趣和何厚华在这嚼舌根子，所以只挥了挥手，便让何厚华退出了办公室，然后李恪强下意识的看了桌面上夏言的文件，不由喃喃道：“真是国策，国之良策呀！”
第四十七章 通过
政治永远是一项一大堆人聚在一起玩的集体性游戏，任何一个人想要独断专行，都会无端为自己树立许多不必要的政敌，而在这些政敌的不断攻伐下，不管他多么的一手遮天，也总会有被人拉下马来的一天，明代的严嵩魏忠贤，满清的和薏皇侨绱恕�
对于这一点，越是爬到高处的官员，越是能看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朱总理当年那一句话：对于有些地方的个别做法我很不理解，他们竟然一个月开一次会，那怎么够呢？这是不行的，我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我们每碰到重大的问题，都会向常委会报告，此外市委至少每周要有一次例行的常委会议，任何重大的政治经济举措，都要拿到常委会上去讨论，这才是集体领导，这样才能更好的避免党政一把手之间不团结的现象。
很多人记住朱总理大都是他治贪腐的铁腕，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得到，这位上任就已经七十高龄的老人，他的政治手腕，也是相当过硬的。
至于他的那一席话，说好听了是叫团结领导，但要是说的政治一点，就是大家有事说事，一切都摆在明面上，有财大家一起发，有政绩大家一起捞，不要一天到晚在私底下勾心斗角，结果搞的大家谁都没有好处，还一起倒霉。
虽说时过境迁，朱总理他老人家的时代早已成为了过去式，但是他这些政治上的道理，还是被后人所继承了的。
这边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恪强才和副总理何厚华商议了对夏言文件的推行方略，就立即对习主席这边做出了通报。
要知道，分税制可是中央的一块大蛋糕，涉及了各部委方方面面的利益，也许在级别上，这些人比他们这些政治局常委低了不少，但是这些人真要是全闹了起来，政治局的脸上也不好看。所以李恪强在国务院做出决定以后，就要立刻联络习主席，需要整个政治局联手出面对下面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协调和安抚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政策顺利的推行下去。
然而说实在的，因为习主席的手上也有一份夏言撰写的文件，所以当他认真阅读过一遍以后，对于李恪强所会采取的态度和方式，都是了然于心的。
首先，夏言的文件确实正中红心，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党国目前在发展道路上最难也是最大的问题，同时夏言还不是那种只挑刺不解决的浪言之辈，他还在改革分税制的时候，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最大限度的维护了中央的团结和稳定，将改革过程所会遭受到的阻力降到最低。
有了这些保证，想在上任以后做出一件能记载在党史里事情的李恪强，必然会采纳夏言的建议。
不过仅仅采纳还是不够的，毕竟党国目前的状态是：一个政策能否得到实施，并不是看这个政策是否利国利民，而是看推出政策的这个人，以及他身后支持他的团体，能否做到号令群雄。如果不行，那么这个政策即使再好，结果也只能是胎死腹中。
中央徽帮已经随着四零后干部的全面退位而元气大伤，所以李恪强虽说是徽帮新一代的掌门人，但是凭着现如今徽帮所能掌握的能量，要想改革分税制，无疑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从某种层面上来看，李恪强如此帮持着夏言，也未尝没有为老乡尽力，培养未来的中央徽帮***人的意思在里面。
李恪强为了能让政策顺利的实施，必然要联合其他的沪派成员，而从政协那边完成镀金，在十八大以后调任过来的副总理何厚华，就是最好的人选。
最后，也许在许多老百姓的眼里，国务院就已经是最厉害的权力机构了，但实际上，在党国的政治体系中，国务院只能排在第三，不管是党中央还是全国***，都死死的压在他的头上。另外在军队那边，国务院更是连半只脚都插不进去。
也正因为如此，像这种体制性的重大改革方略，如果四大常委没有两票支持的话，就算是国务院，也是孤掌难鸣的。而***和政协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随大潮的，很少有真正自己参与政事的时候，所以李恪强在联合了其他国务院的沪派成员并达成了一致以后，就必然也只能来联络自己，寻求自己这个最高领导的支持了。
李恪强的一切所做作为所想，无一不是在习主席的预料之中，不过这也是最正常的情况，毕竟越是高层，受到的掣肘就越多，所考虑的东西就越多，可供转圜变通的余地就越少。
实际上这和下面各个省市县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如果***不点头甚至反对的话，那么政府那边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极其困难的。
所以通常的情况，就是党政一把手事先通个气，然后再把问题提交常委会上进行讨论，不过这个分税制改革终归还只是在试行阶段，实在不宜惊动其他的政治局常委，给下面的干部造成不必要的胡乱猜测。
习主席如是想着，然后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拨出了一个内线号码，很快那边接通了，他笑道：“李总理，你才是国家总理嘛，我作为国家主席，主要只负责干部的管理工作，像改革税制这种经济问题，也是属于国务院的统筹范围的，所以你拿主意就好了，中间有什么困难，党中央一定会全力支持的。”
听到习主席的话，李恪强心中已有了成算，他说：“习主席可不能这么说，政府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一切政治经济方略，都只有在党的指导下，才可以取得最好的发展。”
习主席也不多买关子了，直接说道：“李总理，我个人认为夏言的这个改革分税制的建议值得实施，不过为了体现党内民主，这个建议还是应该拿出来和***还有政协那边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