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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故事还在延续、发展，有更多更多的剧情，在他人心中却早已标上END。
而我的，我的悲剧还未落幕——
它正要开始。
She knew this was the last evening she should ever see the prince； for whom she had for saken her kindred and her home；she had given up her beautiful voice； and suffered unheard…of pain daily for him； while he knew nothing of it。（注）
我倚在走廊墙上，看着男人的背影。
男人跪在客厅，面前是拉开的圆筒袋，他把东西一件又一件的放进去……
他仍穿着那件红蓝的运动外套，袖子推到手肘。
我看他柔软的发端、发梢紧贴着脖子的部分、颈背的线条、纤细的肩膀、露出的半截手臂跟骨感分明的手，看着他每次张开大掌心、收拢手指，看他被牛仔裤紧裹的大腿线条，因蹲下而拉直的小腿……我看他，直到不能把他看的更清楚。
我希望他永远收拾不完，那么，我就可以永远看着他。
即使我没勇气绕去前面或从后面拥抱他，至少，我的眼睛拥有他。
但他的东西那么少、那么少，即使他将我买给艾莉儿的故事书都带走，即使他将我买给阿密的颜料们都带走，在我漫长的凝望中，却仿佛只花了数秒。
“撕拉”一声，他拉上拉链。
那已经变成我熟悉的声音了，我转身，进厨房拿了两罐汽水。
我走出去，把两罐都打开了，将其中一罐递给他。
这样一来他不能拒绝，我至少再拥有他一罐汽水的时间。
他嘴角牵了个弧度，点头，接过去。
我坐在沙发上，发觉他也只喝了一小口，汽水罐在两掌中搓来转去。
铝罐很冰凉，水珠湿湿地印在掌心上。但我们都没有意欲去喝。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拉上的运动袋，点一点头。
即使他已经可以说话，大部分时间，他更像是遗忘了重新捡回的这种能力。
两秒后，他才发觉了般补上：“恩。”
然后我低头，盯着水滴形开口跟里头的黑色泡沫。
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已经一点一滴地溜走了，像急速消萎的泡沫。
但我却挖不出任何话题，再听听他的、阿密的、艾莉儿的声音。
说什么都不对。
经历过如此多的事情，好的、坏的、可怕的，我跟他之间生出一道空气墙。
真空的沉默将我们隔开两边，那流动的尴尬那么明显。
我跟他曾经亲密得肌肤紧贴在床上翻滚；曾经在夜深时肩并肩、蹲在客厅只为了擦走地板上的颜料干渍，那种“累死了，都是阿密不好”的微妙感想不用说话只用眼神就能享受；他曾累得电视看着看着就睡下，头颅挨在我的肩膀上，睡得那么安心、沉得像小孩子。
现在却连递罐汽水给他，也只换来他礼貌的微笑致意。
他完全融合了，变成一个正常人，与他的心理医生的关系也止于此了。
所有我熟悉到心痛的部分，全部组合起来竟变成了陌生人，怎么可能？
Larine死了之后，他失去小乔之后，说什么都不对了。
我没办法再跟他闲话家常，说生活中最琐碎的小话题，说今天上班如何如何，星期六日要带艾莉儿去什么地方玩。发生过如此悲怆的、巨大得令人忽略不能的悲剧，仿佛一座倒塌的摩天大楼立于面前，明显不能视而不见。
我不知道多久之后，这悲剧的残骸、痛苦的碎片才会被风沙给掩盖、被时间风化，直到看不见了，你得将双手按在沙发上才能感觉点点突起。
我只知道不会是现在，也不会是明天。
没人想碰那光看就能被割伤的碎片，但说些不管痛痒的事太没神经了。
我们失去了话题，然后失去了言语。
Larine跟小乔徘徊在我们之间，于是我们不再亲密、贴近如昔。
她们是股烧焦的味道，无处不在地提醒我们曾发生的灾难。
我还能跟他说什么？这不是他的错，无论他决定打官司与否？这一切会发生全因为Chris那疯子，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叫他别自责，因为他毫无责任，他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我怎么可能说得出口？我怎么可能若无其事地再挑起他的疮疤，碰的他伤口？
当我与他在同一个位置拥有同一个伤口的时候；当我也绝不希望别人去碰、去提起、甚至努力要自己不再去想的时候；当我也在等待一个谁来告诉我“这并不是你的错，你无须自责”的时候。
但这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吗？惨得不能再惨的悲剧终结，参与其中的人不可能全做对了，我是说，如果所有角色都没错，在每个分歧口都选对了路，那么结局不会是这样。或多或少，每个人都做错了一些、行错了一步，错过了某些关键时刻，才会引发最后错的离谱、完全歪曲的结局。
有人死了，就在我们的面前。
数秒之间就夺走了一个小女孩相依为命的母亲。
谁能真的大声说自己没错，谁能确定自己全都做对了？
我都快要找易岚当我的心理医生了。
突然，“嗡嗡”的声音响起。
搁在茶几上的手机震动，我们轻轻一震，被拉回现实。
屏幕上的蓝光衬出“易岚”两字，我拿起夹在两人中间的手机，按了结束键。
在我沉思的那段时间里，三月好像在看我身后墙壁的句子：你可以盖着变暗，我不能变亮。
阿密留下的句子。
手机的震动让他终于找到了切入点，不用勉强装出依依难舍的样子。
三月的眼神移开，精准地找到客厅的时钟，“……我应该走了。”
也许我们都在等待这一句，也许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他拉起袋子的肩带站起来，我也站起来。
汽水只啜饮了小小一口，其他原封未动。
我在T恤上擦了擦湿了的手心，与他一起走到门口。
他来到跟离开时都是同一套衣服，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多带什么。
我拉开门，他走出去。
因为传媒的大力煽动，这宗官司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说要给予多重人格病患者最基本的人权、不要歧视他，让他过正常生活的人们很多；说他害死了前妻、害惨了自己女儿的也大有人在。但他们都不懂三月，他们没一个人了解三月，他们只是随风起舞，乐于高谈阔论而已。
法庭要给社会一个交代，满足他们对连续剧结局的期待，在安排好小乔暂时的生活后，他们便擅自改写三月的结局，报纸杂志谴责社会福利不够完善，涵括范围不够广泛才会出现像三月这种漏网之鱼，衍生出这样的悲剧。
于是法庭“建议”三月接受社会福利署的“援助”，暂住进福利机构，为了社会安全跟他以后的生活，承诺会给他妥善的医疗以确保他完全康复才重归社会。
我不认为政府会突然良心发现，纯粹是因为舆论压力太大，政府必须作出交代。
那交代就是把他给藏起来不让人看见，等到云淡风轻，没人再记起时再任他自生自灭。
但让三月去暂住是必须的，不然我们每天一睁眼就要应付围在下头的记者，不知何时才能回复正常生活。我不能让三月千辛万苦地完全融合了，却在享受正常生活之前就被剥夺了。
三月知道他得乖乖听政府的话，因为这次跟他争夺小乔的便是这庞大架构的怪兽，现在小乔的教养权在法定监护人手上，他得表现出乖巧无害的样子，好让他们准许他接触女儿。
而且他……现在有了阿密的力量，他会生气，必要时出拳也不会犹豫，能保护自己了。
即使如此，我知道自己还是会担心他。
无论如何都担心他。
他今天要搬出去了。
This was the last evening that she would breathe the same air with him； or gaze on the
starry sky and the deep sea； an eternal night； without a thought or a dream； awaited her： she had no soul and now she could never win one。（注）
“我一有时间就会去探视小乔，你也很快就会被安排跟小乔见面的，不用太担心她。”
“……好。”他说，站在走廊，将运动袋的肩带背紧了些，“谢谢你。”
“你有什么事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想回来住也可以的，你知道。”
他点了点头，略长的刘海震落在眼皮上，眼睫毛的阴影细长。
我真想将嘴唇压在他的眼皮上，亲吻他冰凉的眼睛。虽然我知道我不会。
我真舍不得他。
透过他的肩膀，我看见有部车停在公寓楼下，窗纱后有人在探头探脑。
那是通宵守候的记者们，他们想拿到独家消息跟照片，仿佛三月是濒临绝种的生物。
我必须放手，必须放他走了。
“好好照顾自己，那……就先掰掰了。”
我苦笑，大概……
只有他失忆、或我失忆了，我们才能重新开始。
他侧身，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
他转头，看着倚在门边的我，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想说些什么，我知道他在犹豫什么。
他想说“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的照顾”，仿佛是最后程序、必须做的步骤，不总结就了结不了。
我不要听他说这一句，我不要承认我们变成了陌生人。
我不要他用一句话切断我们的联系，仿佛我们的关系真的仅止于此，一句话就可以涵括、结束。
不应该是这样的。该死的，这礼貌得残酷的事他已经做过一次了，我才不要承受第二次。
他终究没说话。
他再度开始流浪。
他闯进我的生命像突切进来的剧本，离开时却是淡出的镜头。
在他转身离去、在他离开我很久、很久之后……
我还倚在门边，仿佛他只是出门买做晚餐需要的东西，很快就会回来。
三月搬出去之后 ，生活还是继续着。
但好一段时间里，我还是能频繁看见他——便利商店里的杂志架上。
三月是封面故事，也不知哪个神通广大的记者找出了他求学时期的照片，穿着制服的三月比现在更年轻，看着镜头笑得腼腆青涩，一看就知道是乖巧的学生 。我收集有关他的报导。
很多杂志都建立了多重人格症的特辑，他们毫无例外地邀请我接受独家专访，接触不到三月跟阑律师，他们便将目标转向我。我全部都拒绝了。
遇上态度良好的记者，我还会建议他们去找易岚谈谈，也许易岚会乐意接受。
说起易岚，我跟易岚的关系慢慢转好了。
像回复从前无忧无虑的学生时期，回复到单纯无杂质的时光中，感情却比以前更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奇迹般的事情会发生，却又明白世事没有任何定律可依循。
也许我们就正中那句谚语，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法便是跟他吵架。我跟易岚拖拖拉拉如此多年，为了三月的事终于正面相撞、激烈冲突，吵得火花四溅；而且我也明白，真正的朋友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出现，不会遗弃你，就像易岚对我一样，而我知道我也是同样。
我们现在偶尔会通电话，交换一些日常琐事，说那些难缠得像牛皮糖的记者坏话，在下班之后约出去聊聊天、喝喝酒。若我们真的没地方可去、若他赶不及末班车，我不再拒绝让他上来我家。
我们由始至终都没有提起三月。
我还是当那个小小心理诊所的小小助理，等待风头淡去。
房东以为我成了名人，风风火火杀上来说记者每天围在公寓下造成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