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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们为何要那样？”这位将军有些忧心忡忡。
“天哪！”巴夏礼也惊讶地说，“叫他们赶快逃命吧，一刻也不要耽误。炮火弹片将像暴风骤雨一样落到那个地方，谁也休想活着出去。我们不愿伤害无辜的居民，妇女儿童、老人或残疾人。您有义务敦促他们尽快逃离。我们只针对军队和官员，我们要消灭他们。”
想不到几句话，竟然产生大效果。这位参将一听脸色大变，显得十分紧张。随后，他下定决心，对巴夏礼说道：“好吧，那请下马！我们就此好好商谈。”
就这样，天黑时，南岸最后一座炮台和塘沽镇投降达成协议。条件是，全城百姓得到尊重，财产受到保护。这位参将还获准派人去收回清军战死者的尸体。这位参将的举动保存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可没能保住他自己的性命，在他见到荣禄后，这位参将义正言辞的大声斥骂荣禄是卖国者，最后被荣禄下令处死。
对此巴夏礼怒不可遏，因为这位将军的生命也包含在协议里，是受到协议保护的，荣禄这样做是公然将他置于没有信用的地位上，向来看重信誉的英国人非常不满。最后在调解下，荣禄进行了公开道歉，但也仅此而已。
军事行动刚刚结束，一场可怕的暴雨猛降战场，淹没平原。官兵们冒着倾盆大雨，艰难地向后撤，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塘沽营地与新河营地之间8公里的泥泞路上。他们回到全都淹在水里的营地，根本不可能生火。士兵们整个白天什么也没有吃，只得嚼点饼干之类的……一个凄惨的夜晚等待着他们。英军炮兵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把深深陷在泥里的两门围攻重炮拉回基地，只好作罢，无可奈何地躺在大炮旁边过夜。
一连数日，平原淹在水里，到处变成沼泽。仅差几个小时的工夫，反复无常的天气就会改变这个决定性的一天的进程。杜潘认为：“如果暴雨早来数小时，那我们的炮兵将难以动弹，夺取大沽炮台则不可能。”埃里松也指出：“那一天，要是早几小时遭遇大雨，将使远征中国一败涂地。”英法联军真走运！
可格兰特和蒙托邦则不那么认为，他们失去了追击清军主力的时机，清军主动后撤就是有意放弃大沽口炮台，而接着的暴雨掩盖了他们的痕迹，他们会撤退到哪里？僧格林沁和彭玉麟会如何安排下面的行动？联军派出去的侦察队毫无所获，就连军粮城外剩下的两座清军大营也被放弃，清军没有了任何消息。
对此荣禄也毫无办法，一连几天不论是恒福还是他在朝廷内的眼线都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没有僧格林沁上奏的消息，没有军机处的消息，荣禄也无从判断清军的动向。荣禄更加担心的是，消息断绝可能意味着京城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或者慈禧已经察觉并下定最后决心开始了大肃清？
数天之后，荣禄得到了恒福的消息，他派人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听完之后荣禄面色更加阴沉，这个消息很简单，就是京城戒严了……
第五百九十九章 联军困境
四九城戒严意味着什么？荣禄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说明控制着京城绝大多数武力的慈禧太后提前动手了，她已经开始清除京城内的异己，这场镇压不会有任何悬念，因为荣禄设想中引为强援的英法联军还陷在塘沽的泥泞之中，他们在这里足足耽搁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没能势如破竹的向京城挺进。
没有外部强力的盟友援助，京城不会乱，不乱的京城令荣禄和慈安伏下的那些满蒙贵族们没有用武之地，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公然反叛，荣禄的计划被彻底打乱。
荣禄整天都焦躁不安，多次建议格兰特和蒙托邦马上进攻天津，而格兰特和蒙托邦坚持等待侦察队的消息。由于荣禄失去了内线的情报来源，他对彭玉麟和僧格林沁的打算也摸不准，但凭他多年的征战经验来看，彭玉麟很有可能继续破坏通往天津的道路，同时加固天津城防，他们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一旦京城内荣禄和慈安伏下的满蒙贵族被一网打尽，荣禄等人的反叛行动将彻底失去大义的名分，这是非常不利的。
与荣禄的焦急形成对比的是联军的兴高采烈，清军混乱不堪地撤离和几处要点的投降，联军缴获了500多门各种型号的火炮和数量惊人的各种军需。
英法军队越过白河，毫无困难地进驻右岸各炮台。他们在主炮台中发现清军统帅当作指挥部的木板屋，陈设舒适，墙上挂有军事地图。而两国海军和工兵则开始把堵住河口的各种障碍清除掉。铁链、竹排、树栅和突堤等障碍物花费了联军两天的时间，虽然困难但还是全部清除了。第三天上，联军的浅水舰队开入了白河。
英法将领们欢欣鼓舞的评估新的军事态势，由于首战告捷，对华征战似乎走上坦途。即使清军庞大骑兵完整无损，僧格林沁的主力部队也还存在，但格兰特和蒙托邦相信，天津已是唾手可得。
这座重镇距大沽约55公里，而离北京仅100来公里。前去天津，可取道旱路或水路，白河两岸均通行，同时走白河两岸可得到河中舰队的掩护，新河和大沽均为后方基地，而白河成为交通和供应要道。事实上，尽管河道蜿蜒曲折，炮舰一天足可开到天津。
蒙托邦将军毫特派身边第一副官德希安赶回巴黎，负责向拿破仑三世呈递大沽要塞投降和约。而格兰特将军认为，随着大沽炮台攻陷并签署投降书，白河水路开通，对华征战业已结束，或基本上结束。吴士礼也写信告知母亲：“第三次中国战争已经终结。”
第二轻步兵营少尉博瓦西厄却深感失望，写道：“战争结束了，所有炮台都落入我军手中。我们刚开了个漂亮的头，远征仗打得太少。这不值6个月的海上颠簸。”而同营的另一个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则高兴地写道：“天朝外交果然比军队更有本领，必将很快给予我军将士其他报偿和战果。”
米特雷西伯爵强调，这是继1793年马戛尔尼、1816年阿美士德之后，欧洲人第三次深入白河。他乐观地指出：“而这一次，在幸运的1858年，这后两位使节终将直抵北京，在天朝都城签订一个条约。该条约将在这遥远的国土上增强两大盟国的实力，并长期建立向全球各国开放的新市场。”
对于联军的乐观荣禄嗤之以鼻，他这段时间在加强对军队的整编和管控，联军大方的将缴获的500门火炮中的绝大部分火炮交给了荣禄的军队，而荣禄在恒福安排的地方官员配合下，很快组建了一支当地壮丁组成的民夫队伍，他们的规模和南洋苦力队的规模不相上下。
联军的盲目乐观终于被侦察队带回来的消息惊醒，后撤的清军在白河两岸通往天津的道路上大肆破坏着，他们分成若干小队，每队有百余人或数百人不等，对沿途所有的道路、桥梁进行了很严重的破坏。清军破坏小队在道路上挖出密密麻麻的小坑，这种小坑只有拳头大小，对人的阻拦作用不大，但很容易会让马匹伤到脚。同时他们在不同地段挖开了白河的河堤，让河水继续制造泥泞。
而白河舰队的侦察船则发现清军在上游地区凿成了相当数量的运粮船，这些船原本是漕运粮食上京城的船只，现在基本漕运被切断，这些船都停在天津附近，如今被僧格林沁和彭玉麟下令凿沉来堵塞白河的河道。
侦察队带回来的消息令人沮丧，联军的将军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战争，用格兰特将军的话来说，真搞不懂这些清国人的想法，但他们的做法制造了很多麻烦，对我们的工兵来说这是一个考验。
于是联军的工兵们在咒骂声中开始了行军和清楚障碍、恢复交通的工作，同时令人沮丧的是很多水源被清军投入了大量的死亡动物尸体而变得不能使用。于是联军的行军只能仅靠着白河两岸，并不能离开白河太远。
蒙托邦开始有些敬佩清军那位蒙古统帅，他只略施小计就把敌人引到他所希望的行军路线上来了。格兰特则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清军并不需要侦查就知道联军在哪里行军，这种感觉非常不好。荣禄则冷笑着说：“这并不是僧格林沁的主意，而是彭玉麟的。”
联军的行动迟缓给了清国人很多时间去加固天津的城防，在此之前，天津似乎由两座大型炮台守卫，架有一批大口径的重炮，而此刻荣禄相信彭玉麟和僧格林沁一定增设了更多的炮台、营垒和堑壕，天津将变成第二座要塞。
河道的清理工作更加困难，海军派出人员潜入水下系上绳索，然后由岸边的南洋苦力和征集来的牛马等畜力一起拉动，勉强清理出来一条通道。
开始向天津进军的第七天上，白河的河道被清理开一条水道，英国海军司令葛伦特（这位海军少将在何伯受伤后继任）未经事先通知，就迫不急待地率3艘炮艇出动，沿白河而上，直奔天津，令法国人大为震惊和恼怒。
葛伦特等待白河的障碍清除之后，又借涨潮之机，公然大胆深入内河。无疑，他是想为接连两次的海军惨败复仇！或者是对3月21日进攻战中海军只起次要作用表示不满！巴夏礼和罗亨利也加入这次行动，同在“科罗曼德尔”号蒸汽护卫舰上。简直是鲁莽之举！蒙托邦称之为“轻举妄动”。
于是三艘炮艇遭到了天津沿岸清军炮台和炮兵阵地的热烈欢迎。原本葛伦特认为清军丢失了500门各式火炮，在此后的进攻中将没有多少火炮的威胁，可惜他错了，他忽略了这个国度的地大物博并非只是传言。清军共有三十多门火炮参与了对三艘浅水炮艇的轰击，而葛伦特的舰队只前进了数百米就被迫撤回，三艘炮艇都严重受伤，幸好没有沉没。
不过这次误打误撞的侦查也让联军意识到，清军并没有完全丧失抵抗的资本和信心，要打通河道通往天津，还得水陆并进才行。
葛伦特的冒险行动失败后第二天，恒福给荣禄送来了最新的情报，包括天津的最新布防情况。令人咂舌的是僧格林沁和彭玉麟在天津布防严密，四道外围的堑壕和很深的沟渠与护城河连通，白河天津岸边又增加了两座炮台，一共四座炮台，清军共有三万人镇守天津，外围则有大量的僧格林沁精锐骑兵游弋。
格兰特和蒙托邦都觉得需要增兵，在印度英军还可以增加一万五千至两万名英军和印度仆从军，而法军要从北非甚至本土调集军队则需要半年时间。
同时恒福带来的消息有些悲哀的指出，由于大沽炮台第一座炮台守将的不战而降令僧格林沁对他手下的将领产生了疑虑，很多要害位置都没有他的人手在内，再想让要害位置的将领投降有些不大可能了。
荣禄在看了布防图之后陷入了沉思，联军将领们则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似乎只能硬攻强打天津了。
联军的军事行动在大部队到达天津外围五公里处的第二天猛烈展开，陆上有陆军攻打，河道内有舰队掩护，第一天的强攻效果不错，他们连续突破了清军两道堑壕，但夜间遭到了清军的反击，虽然联军加强了防卫，但还是遭到了损失。
第二天的推进并不顺利，清军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死守不退，打退一批又来一批，第二天是血腥的一天，清军至少阵亡三千人以上，受伤的更多，而联军伤亡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