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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哥哥没机会找到父亲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在邻居急促的敲门声中惊醒，当妈妈开了门，就见邻居惊慌失措地说道：“大姐，你儿子被抓了，听说是要枪毙。”
这下，我和我妈都魂飞天外。我就是再不懂事，也明白“枪毙”两个字的意义，于是坐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妈妈也不顾我还光着腚，慌里慌张地，抱着我就往外跑。当时我已经九岁，也不算轻了，她居然一路抱着我，跑到了秀西岭。好在是我的那位邻居以讹传讹，谎报了军情，哥哥并不是要被枪毙，没到那个份上，但确实是被抓了，此刻，正五花大绑地坐在一辆军车里。妈妈顿时就哭了，大声喊道：“军娃，你这是用刀剜我的心啊。”
哥哥看来精神还好，不过浑身脏得出奇，简直就像是从垃圾堆里刚刚出来的。相比起母亲的慌张来，哥哥反倒是比较镇定，一声不吭地望着我们。妈妈想要接近车子，却被几名解放军战士阻拦了。没有办法，她只能把我朝车子上一推，说道：“同志，你让我小儿子上去和他哥哥说句话吧，他还是个孩子。”
解放军战士看了我一眼，让开了路。我知道，这是母亲要我和哥哥道别呢，于是上了车子。正要说话，哥哥却身子一探，凑到我的耳朵边，用极低的声音悄声说道：“我下去过了。那里面的事情，不可想象。你记住哥哥的话，将来有机会，一定要亲自下去一趟。”接着，不等我说话，他又坐回原位，大声说：“你回去吧，我要走了。跟妈说一声，别怪任何人。”
在母亲的泪水中，在我期盼着解放军忽然改变决定放出我哥哥的幻想中，那辆押解着哥哥的军车绝尘而去。
所有事情爆发得都非常突然，结束的也没头没尾。没有人为我父亲的失踪给个说法，也没有人说明我哥哥为什么被抓。不过，后来，村委还是安排我们母子去见了哥哥一面，或许是为了安慰母亲近乎崩溃的精神吧。
记得哥哥被羁押的那个地方是在景东，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关押日军战俘的战时监狱，具体的名称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会见室是正方形的，两张长桌搭在一起，我们面对面坐着。
这次见面的五年之后，这座监狱便被拆除了。
那一次见面，距离哥哥被抓已经有大半年的光景。只见哥哥又黑又壮，比在家时的个头长高不少。这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哥哥既然被抓了，肯定会被天天拖上“公堂”打板子。可看样子，他似乎没受什么委屈，精神也特别好，尤其是当听到我妈打算带着我“拦车喊冤”时，我哥哥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妈妈，说爸爸和他都是为了理想而奉献，让妈妈别扯他的后腿，说得妈妈不知所以。
与哥哥的这次见面，让母亲看到了哥哥没有受到丝毫委屈，那彪壮的体格似乎说明了一切，这让她的情绪稳定了不少，于是放弃了“拦车喊冤”的打算。而这次和哥哥的见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监狱里见到他。之后，无论我们怎么申请，都没有得到批准。不过哥哥总是有信件寄给母亲，里面说的都是他生活方面的一些细节，还寄过几张照片。我们就是依靠这些信息，了解着哥哥成长的点点滴滴。之后再见到哥哥，已是十年后。
不过，哥哥让我下到洞里的嘱托肯定是无法完成了。首先我当时的胆子小，其次是第二天就有工程队进驻秀西岭填平了洞口。父亲进洞没有出来，我妈妈开始还妄图阻止施工，不过被村委的人软禁在了大队的办公室里，反倒是我有机会去了现场，领着我去的人是村长，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好人，一说话就结巴。
那天，我看到施工队开车运来了一根根圆柱形的水泥柱子，他们将这些和洞口差不多粗的水泥柱一根根地放入洞内，直到和洞口齐平，然后朝里灌注泥浆。后来我才知道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洞内面积过大，所以只能采用封洞口的做法。洞口注满泥浆后，工程队又在秀西岭这座不可思议的山地旁修建了一条直通无量山的水泥石桥，其中最粗壮的一个桥墩正是钉在了这个洞口上。可这座石桥并不是给人提供进山的方便，因为工程结束以后，政府又在当地修建了一片铁丝网，将秀西岭彻底与外界隔离，并且在这里设置了岗哨。这所有的一切做法，都让我们这个不大的村子里谣言四起，不久，几个造谣生事的人便被抓捕了，可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更加激起了民众的恐慌。很快，一股搬离村落的风潮开始悄然蔓延，只要稍有路子的人，都离开了这座曾经风景如画的小山村。
我也随着妈妈离开了秀西村，坐了将近一个礼拜的火车和汽车。下车之后，我就见到了一脸严肃的爷爷和脸色阴沉的奶奶。面对着他们的儿媳妇和亲孙子，两位老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亲近，只有爷爷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声：“来了？”
“来了。”犹豫了一会儿，妈妈又怯生生地叫道：“爸，妈。”
奶奶没有理她，眼睛都在我身上打转，也不知道是讨厌我还是有别的什么想法。
爷爷点点头，说道：“走吧。”
两个人总共三句话，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字。妈妈的表情很不自然，我也觉得十分别扭。
火车站外，我们直接上了一辆军车，身着军装的驾驶员对我们很是客气地打着招呼。爷爷奶奶上了后座，母亲很识相地上了副驾驶。我正要跟着妈妈坐进副驾驶，奶奶却道：“那么小的地方坐不下两个人，你和爷爷奶奶坐。”我于是很顺从地去了后座。
爷爷的腰杆挺得笔直，上车后，一声不吭地望向车外。
奶奶却握住我的手说：“你叫何冰吗？今年几岁了？”妈妈听后，身子一震，回头看了奶奶一眼，眼眶里已经噙满了泪水。
我那时并不太懂大人间的那种复杂的感情纠葛，所以根本不了解母亲泪水的含义，只是乖乖地回答奶奶，点头说道：“是的。”
奶奶终于笑了，一瞬间，慈祥的神态显露无遗。对于我，奶奶终于摒弃了冷漠的伪装，不过爷爷却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也没有和我们母子说一句话。
爷爷他们住在部队大院里。他的级别很高，所以有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整体用红砖建盖，方方正正的，还有一个不算大的院子。那是一片高级军官的居住区，共有十二座这样的小楼。车子进了部队大院，很多人都和爷爷打着招呼，有年纪大的人，也有年轻人，他们都恭喜爷爷“找回了自己的孙子”，而爷爷则一如既往地严肃，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机械地和打招呼的人挥挥手。
爷爷家的小院坐落在整个部队大院的深处。下了车，保姆早就在院门口等着。爷爷下车后，径直进了小楼，奶奶则冷冷对我妈说道：“你先进去休息一会儿，屋子已经准备好了。我带小冰去买些东西。”说罢，不等妈妈答复，就拉着我，朝军区大院外走去。
路过一个篮球场时，见到六七个身着军装但没有肩章的半大孩子在打篮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运动项目，于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直到走出很远。
奶奶带着我走进了生平中第一次见到的百货商店，看什么都觉得新鲜，那些精美的物品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被这些东西深深地吸引着。奶奶也不含糊，在我的狮子大开口下，她买了一大堆的果脯和点心，又替我买了两件的确良衬衫，还有一条蓝色的劳动布裤子和一顶帆布的鸭舌帽。回去后，保姆已经做好了饭菜，母亲拘束地坐在饭桌旁，似乎有些手足无措。奶奶一边带着我坐在了饭桌旁，挨着她坐下，一边面无表情地对我妈说道：“咱们家没有小媳妇，该吃饭就上桌子，只要把手洗干净就成。”就因为奶奶这句话，我妈从此养成了饭前洗手的好习惯，并且保持了几十年。
饭桌前，大家沉默不语地吃着饭，忽然，爷爷问道：“这孩子还没上学吗？”
母亲立刻放下饭碗，囫囵地将嘴里的饭菜咽下去，急忙应道：“他爸本来打算让他今年上学的。”之后，再没人说话。
到了当年九月，我忽然被告知要上学了。奶奶拿出了早就买好的双肩带书包，亲自送我去了位于军区大院旁的一所小学。我虽然虚岁是九岁，但因为月份小，实际年龄也就是七岁多，和同年级的孩子相比，大不了多少。而我母亲也因为爷爷的关系，弄到了农转非的户口，接着又被调入了当地的民政单位上班。总之，我们彻底融入了城市生活。
三年后，我成了军区大院里那个篮球场上的风云人物。而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随着我们军区那批孩子的茁壮成长，一件无法意料到的事情降临到了我的头上，令我猝不及防。
对于那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在1992年夏季的一个酷热的下午……
1、“埋尸人”
因为正在放暑假，打篮球成了我们这些大院子弟最好的选择。
篮球场上，我们下身穿着军裤，脚蹬绿帆布胶鞋，一个个光着膀子，在烈日的曝晒下，也不怕中暑。正当我闪出空当准备投篮时，响起了一阵自行车的铃铛声，接着，黑伢子扯着嗓门吼道：“老豆腐被人欺负了，三中那帮人打了他，说要拔旗。”
黑伢子和老豆腐都是住在那片小楼里的军人后代。我们这拨人，由于家庭环境相当，又上同一所中学，自然而然就抱成了一团。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我们当时非常排外，总觉得那些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甚或那些小商小贩的孩子根本不配和我们说话，所以和同学们相处得都不算很好，现在想起来很是幼稚。那时正值十四五岁的年纪，体内的雄性荷尔蒙已经开始分泌，很容易为各种事情发生争斗。因为我们人多，又比较抱团，一旦出事，大院里又是最好的避风港，所以，在外面打架斗殴就成了家常便饭。有一阵子，我们这帮人整天在跟各式各样的人发生争斗，从校内到校外，似乎是乐此不疲。当然，我们的父母长辈，很少知道我们在大院外的情况。
老豆腐被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是因为他性格好，容易被欺负，而是他特别喜欢“搞对象”。他眼界高，找的女孩大多漂亮，而且同时不止搞一个。漂亮女孩是最容易引发男人间的群体打架事件的，尤其是我们这群半大小子。听到老豆腐又被打的消息，大家都不以为然，早就习以为常了。可自己兄弟被欺负，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扔下篮球，聚在了一起。
“谁干的？”问这句话的人叫常俊，他爷爷是某集团军的总参谋长，算是我们这群人中家长级别最高的，他是我们这帮人的头头，当然，论年纪、体格、手黑程度，他也确实具备这个实力。
“三中的虾子。老豆腐被打得变了色。”黑伢子说这话的意思是老豆腐被打成了熊猫眼，虽然受伤不重，但是极折面子。
“妈的，虾子敢打咱们的人，狗日的，人在哪儿？咱们揍了他。”常俊恶狠狠地吼道。
“老豆腐说，他带着十几个人在花坛公园和丽丽照相玩呢，咱们现在就去？”
丽丽就是老豆腐最新的女朋友。我们在外面打架，百分六十以上的场次是因为老豆腐。常俊一挥手道：“回去拿自行车。”
那阵子特别流行山地车，我们基本人手一辆，一买回来，就拆了挡泥板，弄成了赛车的样式，骑车带人时，被带的人全得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