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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并且赢得这场战争的人们。知道今天才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那时的作为和经历所具有的意义。她们愿意帮助我，我时常在她们家里看到薄薄的学生练习本或者厚厚的通用笔记本，上面都是为留给子孙后代而密密麻麻写下的话。这是祖父祖母们的遗产，当然不愿意传到外人手里。他们用常不约而同的话来解释：“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回忆留给后代……”，“我可以让您抄，但这原本要留给我儿子……”
其实，这记下来的也并非全部。很多材料失散了，无影无踪了，被遗忘了。若要记住战争，就会产生很多仇恨。可是如果忘掉战争，战争就会卷土重来……这是先人的话。
汇集在这里的女人们的故事描绘出了这场战争的全貌：其中完全没有女性的面孔。这些故事就是见证，控诉昨天的法西斯主义，今天的法西斯主义和将来的法西斯主义。这是母亲、姐妹、妻子们对法西斯的控诉，是女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
这样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述：她们，四一年的姑娘们，是怎样的人，她们是怎么奔赴前线的。让我们与她们一起，把她们的遭遇重新经历一遍吧。
第01章 我不想回忆…………
这是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一幢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幽雅的茉莉花。我从这幢房子开始的采访，持续了四年，直到现在，我写文章这会儿，采访都还没有结束。说真的，当初我决没有料到结果会是这样。
把我吸引来这儿的，是该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简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一家叫“突击手”的汽车厂里。人们欢送会计师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 莫洛申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勋章。在一般人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但就是这种不协调的感觉已经隐约暗示出对如下问题的答案：在1941年至1945年间她究竟是个怎样的战士？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象少女一把长辫子楚楚动人的盘在头顶上，一点都不象报上登出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不，我不想回忆……神经根本受不了。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片……”
接着她反问道：“干吗要来找我？您可以去找我的丈夫。他可以给您讲好多……指挥员的名字，将军的名字，部队的番号……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自己，我的那些事啊，象钉子一样钉在心里……”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您的眼睛谈，这玩意会妨碍我的。“可是不一会儿，她就把录音机的事给抛在脑后了……
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 莫洛申娃（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我的故乡在迪亚科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我进了集体农庄，修完了会计学课程，以后就开始工作了。同时我们还在兵役委员会办的学习班里学习。我们在训练班学会了实弹射击。这个由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人，邻村有五个。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全都是女孩子……男人能扛枪的全上前线了……”
“不久，共青团号召青年们参军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了。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愿意上前线。我父亲已经上前线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前线……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挑选很严格。首先，必须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侯常常生病，体质很弱。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弟弟，虽然她们全都比我小，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的主席不同意我走，如果我们全都上前线，整个农庄都会瘫痪的。我们去共青团区委会，也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还没被批准。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家一块去。可是，我们连团中央的们都进不了，从西面逃出来的青年全挤到这里来了，他们是要来为亲人报仇的。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的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好了，我们手里有了王牌。我们还告诉他，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总共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初步的医疗知识。书记最后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送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道，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型帽，领到了背囊，然后被装进了运兵列车……”
“我们不知道将会被编进哪支部队，也不知道火车载着我们朝哪个方向开。说到底，我们对于干什么工作根本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成。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一样。我们开到了谢尔科夫车站，离它不远处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学校。原来我们都要在这里完成狙击手课程。”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原地伪装、化学防护。女孩子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步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我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统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统靴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了。司务长发现后，猛训我们一顿，接着便教我们如何裹包脚布。他爱我们耳旁唠唠叨叨：‘姑娘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真正的战士，而不是德国佬的枪靶呢？’”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别人不要的包袱推给我吗’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当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可还有茶点？’时，心里都觉得委屈极了：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我们都是狙击手，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从年龄上看，我们确实可以当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姑娘们？’——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态度，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
“第二天他要求我们表演一下，检验我们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技术到底怎么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他们只是从前沿阵地召回集训了几天）还强。接着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观察着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是‘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了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是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你们可以上前沿阵地了。’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每当我们出发去‘狩猎’时，他总是警告我们要小心，不许冒无谓的风险。”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狩猎’，我的副手是玛纱 科兹洛娃。我们在两军间的无人地带挖好掩体，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进行监视，玛纱作持枪准备。突然间玛纱捅捅我：‘开枪，开枪德国人’”
我对她说‘我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分工完毕，他早就跑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板棚，哪儿是白栎树……”
“‘你是在学校解方程式吗？我们到这里是杀德国人来的’”
“我看出玛纱已经发火了。”
“‘那好，就这样开枪吧，你怎么不开？’”
“我们就这样吵着。这时一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这个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机会，他就可能跑掉了。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间，因为他一出现立刻就会消失——我下决心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噤。我怀着一种恐惧……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开枪，真不容易。但我还是镇定下来，扣动了班级……在瞄准镜里，只见他摇晃了两下便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后我身上战栗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得不得了：我杀了一个人……”
我们回到排里，大伙开会讨论我的行为。我们的团小组长克拉瓦 伊万诺娃劝我说：‘不要同情他们，应该恨他们……’他的父亲是被法西斯杀害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恶棍再唱吧。’”
几天后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得知，姑娘们成为战士，杀人，是多么的不简单。
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上士，狙击手）说：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人欠着腰站了起来，我手指头一动，他就倒下了。您知道吗？我一个劲的哆嗦，全身战抖。我哭了。我以前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的呢？……”
“但这种恐惧很快就过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到达那里时，道路旁有一座既象板棚又象房屋的建筑的残骸，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碳。焦碳里有些扭曲的人骨，还有几颗烧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是我们的俘虏被关在这房子里头给活活地烧死了……。从那以后不管杀多少人我都没有感觉了。当我看见那些烧焦的残尸时，我不能控制自己，脑子里除了复仇的欲望什么也没有。”
“……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象个小老太婆。我挂过彩，受过震伤，一只耳朵几乎聋了。妈妈见到我第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