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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西吉尔说。他说这个英语单词时带着盖棺定论的语气，仿佛这次询问已经结束了。
“可是，”理查说，修长的手指比画成一个塔尖，“你刚才告诉我，即便山脊上狂风呼啸，你们和那两位已经遭遇不幸的人相隔30多米，也就是100英尺，可是你们仍可以互相喊话，且能够听见对方说话。”
“英国人，你到底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任何暗示，”理查说，“不过我还记得，1922年，我在那座山脊之上时，那里海拔那么高，我和另外两名登山者被迫离开那座山脊，顺风到了布满岩石的北壁上，我们之间相隔五步，这可比30米短多了，可还是听不到彼此的呼喊声。”
“这么说，你觉得我是个骗子？”西吉尔的声调很低，脸部紧绷。他把双手和前臂从桌上拿开，右臂动了动，仿佛正从他那宽腰带里拿出什么东西——没准儿是一把小手枪，一把刀。
理查轻轻放下烟斗，手放在桌子上，手掌向下，他的手指修长，手上因抓握岩石而遍布伤痕。“西吉尔先生，我并没有说你是骗子……我只是在尝试理解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伙伴在人生最后几分钟的经历，以便能够详细地向布罗姆利夫人报告，她此刻伤心欲绝，以至于还幻想着她儿子现在还活着，就在山上的某个地方。依我看，你刚一离开那道山脊，继续沿着山壁向上攀爬，风就小了，呼啸声也不那么大了，所以你完全能够对着30米开外的布罗姆利喊话。”
“是的，”西吉尔说，他依旧一脸怒容，表情阴沉，“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那么，”理查问，“你冲他们喊了什么，特别是对布罗姆利说了什么，在雪崩开始之前，他们是怎么回复你们的？他们两个人是谁出现了雪盲症状？”
西吉尔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这次的询问中再多说话，就意味着他屈服了。不过接下来他还是开口了。他那个长着奇怪眉毛的朋友赫斯先生露出了困惑的眼神，似乎聚精会神地听着刚才的英语对话，而且可以听得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或许这个瘦削的男人充其量也只能听懂一两个单词，也可能是耐心等待西吉尔先生给他翻译。不论如何，反正他看上去对他们的对话十分感兴趣。
我确信，虽然我不肯定为什么，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右边的男人，也就是著名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先生绝对听得懂这唇枪舌剑的英语对话。
“是布罗姆利勋爵牵领着出现雪盲症、步履蹒跚的梅耶，我对布罗姆利喊——‘你俩怎么爬这么高？’”西吉尔说，“然后我又喊——‘你们需要帮忙吗？’”
“你对着布罗姆利喊话时，你的六个德国探险家同伴和你一起在山脊上吗？”理查问。
西吉尔摇摇他那个头发剪得很短的脑袋。“没有，没有。海拔太高了，我的朋友们受到的影响都比我严重。他们有几个留在三号营地休息，你们英国的探险队就这么叫，还有几个爬上了北坳。我一个人爬上北部山脊，去了五号营地和更上面的地方。就像我在给几家报纸和登山杂志的报告里写的那样，我碰见布罗姆利和他那个得了雪盲症的同伴时只有我一个人。你肯定在此之前也看过了我的解释了吧？”
“这是自然。”理查又抽起了烟斗。
西吉尔叹了口气，似乎是觉得和他用英语说话的这个人慢吞吞的，简直不可理喻。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你的目的地是哪里，西吉尔先生？带着那些蒙古马、驴子和登山设备，你本来打算到哪里去？”
“想看看我能不能碰到乔治马洛里和诺顿上校，而且没准还可以远距离观察一下珠峰，迪肯先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或许还能登上珠峰？”理查问。
“登珠峰？”布鲁诺西吉尔重复了一遍，然后哈哈大笑，笑声十分刺耳，“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带了一些基本的登山设备，远远不足以登上那样一座山。况且季风已经迟到了好几个星期，随时可能朝我们袭来。只有布罗姆利这么傻的人才会认为凭借那些所剩无几的罐头、马洛里登山队留下的破烂绳梯和被冰雪覆盖的固定绳索，就可以爬上珠峰。布罗姆利真是个傻瓜。当他在人生最后时刻双脚踏在松动的冰雪之上时，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他不仅送了自己的命，还让我的同胞＇26＇也丢了命。”
就和鲁道夫赫斯一样，坐在我右边的几个德国登山者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西吉尔旁边那个大块头，也就是头发剃光的乌尔里希格拉夫，刚才西吉尔介绍他是某人保镖的那个人，依旧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对眼前的一场闹剧视而不见，仿佛失去了知觉。也有可能他压根儿就毫无兴趣。
“我亲爱的迪肯先生，”西吉尔继续说，“人人都说，珠峰根本就不是一座可以单人攀登的高山，”他冷酷地看着我，“也不是两个……或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登山者凭借野心和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就能征服的。采用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决不可能登上珠峰。那里也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的地方。不，我只是想从远处看看那座山。”
“在那最后一天，你在山壁上对布罗姆利和梅耶喊话，”理查说，“你能再说一遍你对他们说过的话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说了几句话。”西吉尔说。他看上去挺不耐烦。
理查等他回答。
“我问他们——我向他们喊道——‘为什么你们爬得这么高？’”西吉尔又说了一遍，“然后我还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他们显然需要。一看就知道梅耶得了雪盲症，而且累得没力气了，没有布罗姆利的帮助，他根本连站都站不住。那位英国勋爵本人看上去有些迷惘，不知所措……茫然恍惚。”
西吉尔停下来又喝了几口啤酒。
“我警告过他们，千万别到那道雪坡上去，可他们一意孤行，雪崩开始了，我和他们的对话就此告终……彻底结束了。”西吉尔说。很显然，他不打算再重复这件事了。
“你说过，你用德语和英语和他们喊话，”理查说，“梅耶用德语回答你了吗？”
“没有，”西吉尔说，“那个被定日镇的藏人称为科特梅耶的人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得了雪盲症之后非常痛苦，根本说不出话来。他一个字都没说。直到冰雪卷走他之前，他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你还和他们说了——喊了——别的话吗？”
西吉尔摇摇头。“冰雪在他们脚下摇晃，雪崩把他们从珠峰的那面冰壁上卷走，我退到了更加结实的山脊上，风太大了，我几乎是爬着回去的，我先是退到了四号营地，然后是北坳，最后离开了那座山。”
“你就没看到山下他们的尸体？”理查问。
西吉尔此时已经怒不可遏了。他的嘴唇变得很薄，完全是在咆哮了。“按照你们英国人的单位来说，从北壁的那个位置到下面的绒布冰川有该死的5英里多的落差！我没有到8000米之下的地方去寻找他们的尸体，迪肯先生，我用我自己的冰镐，离开了我所处的那些覆盖着松垮冰雪的板岩，这些雪随时都会开始崩塌，然后返回了被冰雪覆盖的板岩的北部山脊，以便我能尽快下到北坳。”
理查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么你觉得这两个人为什么要登上那里？”理查的声音显得他是真心感觉好奇。
布鲁诺西吉尔看着桌子那一边的巴赫纳和其他几个德国登山者，我又感觉好奇了，这些人里到底有几个听得懂这次的英语对话？
“事实就摆在眼前啊，”西吉尔说，此时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蔑视的意味，“几分钟之前我就已经说过了。你没听到吗，迪肯先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迪肯先生？”
“再和我说一遍，拜托了……”
“你们那位假行家布罗姆利在向导的带领下爬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就以为凭借一己之力，靠着诺顿和马洛里探险队剩下的破绳子和帐篷，只带一个傻瓜似的科特梅耶当挑夫和登山同伴，就能爬上珠峰。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傲慢……这话用希腊语怎么说来着……hubris（狂妄自大）。纯粹一个自大狂。”
理查缓缓地点了点头，用烟斗杆轻点着下嘴唇，仿佛一个绝世谜团得到了澄清。他说道：“在摔下来之前，你觉得他们已经登上了多高？”
西吉尔哈哈一笑。“谁在乎这个呢？”
理查耐心等待着。
终于，布鲁诺西吉尔开口道：“如果你认为那两个傻瓜可能登顶了，那就赶快醒醒吧。他们离开我们的视线也就那么点儿时间，根本不可能爬到五号营地以上的地方……如果他们用了马洛里的人留在五号营地里的吸氧器的话，没准能达到六号营地。不过我怀疑那里有没有吸氧器。肯定没有登到六号营地，这点我很肯定。”
“为何你如此肯定？”理查问，显得很通情达理，兴趣盎然。他依旧用烟斗杆轻击下嘴唇。
“因为风，”西吉尔说，完全是在总结陈词，“天寒地冻，狂风大作。当我在五号营地上方遇到他们的时候，待在山脊线上，就已经让人受不了了。再往上靠近六号营地的地方，海拔将近8000米，向上是裸露在外的东北山脊，那儿海拔更高，要不就是光秃秃的山壁，再走下去就意味着找死了。他们根本不可能爬得那么高，迪肯先生。毫无可能。”
“你带着极大的耐性回答了我的问题，西吉尔先生，”理查说，“我诚心向你表示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或许可以令布罗姆利夫人释怀了。”
西吉尔闻言只是咕噜一声，然后他瞧着我。“你在看什么，年轻人？”
“那面墙上的红色旗子，就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我直言，一边指着西吉尔身后，“还有红旗子上白色圆环里的符号。”
西吉尔盯着我看，那双蓝色的眼睛冷若冰霜。“美国来的雅各布佩里先生，你知道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说。在哈佛大学时，我对很多梵文和印度河流域文化有过涉猎。“这个标志来自于印度、西藏地区，和其他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文化，意思是‘好运’，有时候也表示‘和谐’。我想，这个标志用梵语来念就是svastika。据说，印度古老的庙宇中到处都是这种标志。”
此时西吉尔直勾勾看着我，仿佛我在嘲笑他，或是在嘲笑对他来说某个非常神圣的物件。理查点燃了烟斗，看着我，但一言不发。
“在现今的德国，”西吉尔终于说，薄唇几乎动也不动，“我们都念swastika。”他用听上去是英语的字母念给我听，“这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的光荣象征。这个党派，还有那些照片里的那个男人将会成为德国的救世主。”
我的视力挺好，不过还是看不清“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谁。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红色旗子下面的墙上挂着两幅非常小的带相框照片，此外角落里还有一面卷起的红旗，升到了旗杆6英尺高的位置。我估计这面旗子和那两面悬挂在墙上的旗子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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