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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园、海滨、银行、拳击台、游艺场，卓别林在1917年初走进了《安乐街》。他在《安乐街》中拓宽了眼界：正视贫民区里的犯罪现象和悲惨景象，对某些社会现象有了清晰的分析。《安乐街》的破旧房屋住满了穷人，他们还要受歹徒、恶棍的欺凌；教会只能使穷人们忍受，而不能让统治这条街的恶棍向善；警察竟也敌不过歹徒，派到街上值勤的人每每被打伤送回。
失了业的夏尔洛走进福音堂，偷了神台上的募捐款。可是当女慈善家（艾娜饰）的美丽眼睛注视他时，他马上无地自容，悔过自新成为一名新的教徒，并到警察局去应征当警察。
警察局长坐观恶棍在安乐街为所欲为，天真的夏尔洛被派到那里执勤。恶棍当着他的面将街边的煤气灯座杆折弯，以显示自己的厉害，企图降服他。夏尔洛毫不畏惧，搬起灯座把恶棍打倒，吓得恶棍的手下发抖……
恶棍带着一班手下砸掉了警察局，夏尔洛回到安乐街。他对女慈善家情有独钟，帮她的忙抚养一群贫困儿童。恶棍不放过他，带人找上门来大打出手，女慈善家的事业被毁，不幸落到一个吗啡鬼手中……夏尔洛把街边的煤气灯向恶棍的脑袋扳下去，用煤气熏昏了恶棍，但却是他梦中的胜利。
后来，他设法去解救女慈善家时，偶尔注射了一针吗啡，竟变得力大无穷。于是，恶棍及手下的人被他制服，安乐街秩序从此安定。现在每逢周日，安乐街上的恶棍、歹徒不得不带上礼帽，捧着《圣经》上教堂去做礼拜，路上碰见警察夏尔洛，都不得不鞠躬。这条街成了一条守公德、守秩序的地方……
卓别林不但在片头写上字幕“爱情得有武力撑台，宽恕带来希望与安谧”的幽默，而且在导演手法上，巧妙地用细节揭露谴责了社会内幕。如扮演警察与扮演歹徒的是同一班演员，他们只是身着不同的服装出场而已。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现象，讽刺、抨击了警察局、教会，为穷人贫民出气。
《安乐街》是卓别林的最后一部舞剧片，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系列社会讽刺片的开端，卓别林的电影艺术风格就此产生了较大变化。从这部片子可以看出，他是以独创的喜剧艺术手法来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见解。夏尔洛的艺术形象已不同于此前，他赋予了这个形象以越来越深刻的社会现实批判内容，使这个艺术形象第一次显示出带有普遍而深刻的思想性的光辉。49年后的1966年，卓别林回顾这一时期时，曾说：“我不再以流浪汉去投其所好。他就是我自己，一个可笑的精灵，某种在我内部的东西，我必须把它表现出来。”
到1917年夏天，卓别林的视线进一步深入，视野进一步开阔，由一条街到了海洋与港口，这就是在6月拍成的《移民》一片。在这部片子中，他更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社会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躲避战乱的人们把没有战争硝烟的美国，看作是天堂一般的自由世界，大批的外国移民希望在美洲大陆找到幸福。夏尔洛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改过去单枪匹马闯荡社会的形象。他同许多人一道挤在客货轮船的统舱里，横越大西洋。他又在三等舱里碰见了孤苦无依的母女俩，夏尔洛自己虽身无分文，却很同情她们，往往是力不从心地去帮助她们，可笑地充当姑娘的保护人。
轮船颠簸在海上，一个歹徒偷去那母亲的项链和钱。夏尔洛发现后就去跟歹徒赌钱，赌赢了对方的钱还有一把手枪。当他转身弯腰拿自己的手杖帽子时，歹徒举起了刀想下手，却又扔下刀高高举起双手，因为头朝下的夏尔洛发现后拿着手枪从两腿之间瞄准了他。然后夏尔洛送了一些钱给母女俩。在拍到船抵纽约港时，卓别林用了一个著名的象征与对比的长镜头，来丰富他的喜剧风格：在高高的自由女神像掠过之后，一大群牛被赶出轮船底层时，一批移民也从统舱中涌出来，人与牛一起被赶上爱里斯岛。经移民局的官员检查后，夏尔洛与母女俩在港口分手，各自去寻找自由的前程。
但最后，在新世界里出尽洋相的夏尔洛，与姑娘又在一家饭馆不期而遇。看上去两人仍同来时一样穷困，他们坐下谈话时，姑娘无意中拿出一块镶了黑边的手帕，这暗示其母已经不幸去世。夏尔洛虽然一文不名，却大方地请姑娘吃饭。但是每当大个子堂倌把账单递给他时，他总是结不了账又要下一种食物。后来他发现大个子堂倌把一顾客交的硬币掉在地上，便同大个子斗智，用脚踏住硬币；后来终于设法拿到了这枚硬币，用来付账。但这是枚假币，于是两人又周旋起来。这时，一位有身份的顾客邀请姑娘说话，他把钱放在托碟里。堂倌找回他几个硬币，然后去找那个使用假币的人算账，夏尔洛乘机把自己的账单放在那个托碟里，度过了难关……
后来，夏尔洛与姑娘经过免除结婚礼仪的婚姻登记处时，向姑娘求婚；抱着她跨过门槛，这暗示两个命运相同的人将连为一体、共同面对新生活的勇气。同以往一样，卓别林自己为影片作曲。他为这部片子定的基调，是受了一支老歌曲《格伦迪太太》的启示。曲调在凄凉中透出亲切，渲染了两个孤苦的人相依相靠的气氛。
敏锐的历史感，含蓄的社会批判，象征和对比的手法，打动了欧、美、亚、澳的观众。法国的观众在观看他的影片时，将他饰演的流浪汉称作“夏尔洛”（法语“流浪汉”）。从此，全世界的观众约定俗成，都把他在一系列影片中创造的这类艺术形象，统称“夏尔洛”。
有的评论家谈到：卓别林在艺术上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出色而又朴实无华地创造了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艺术，他的流浪汉是电影史上第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而这个风行于世的“夏尔洛”的称呼，是卓别林着了魔似地、全身心地投入，付出了巨大的脑力、体力劳动才换来的。以《移民》为例，他不单是主演、导演、编剧，还亲自掌握摄影，每一个镜头都拍上10次甚至30次。他让他的摄影师罗利拍了12000米以上的胶片，最后按他的要求剪下来只剩500米，从几十个试拍的画面中选出最好的剪接起来。卓别林连续工作100个小时，四个晚上都没睡觉休息。到最后满意地离开工作现场，回到洛杉矶海滨春街的旅馆时，他已是全身灰尘，胡子拉碴，劳累得连路都走不动，倒头便睡……
卓别林与互助影片公司的合同将满，他为该公司创作的最后一部片子《夏尔洛越狱》拍得挺顺利。1917年6月的一天，他从制片厂去洛杉矶市内体育俱乐部，在顶楼他的会员室休憩。洗浴完后，他腰部围上一条毛巾。拿过小提琴，赤着脚在地毯上惬意地走来走去，拉着名曲《霍夫曼的故事》。
他正陶醉在如诉如说的琴声中时，雪尼走进了房间。像上次一样，他又为查理带来一个爆炸性消息：“嗨，查理，我宣布现在你已经属于百万富翁了。我刚跟第一国家影片公司谈了一笔交易，你替他们拍8部两大本的笑片，报酬是120万美元。”雪尼兴奋得声音都变了，可卓别林并没停下小提琴弓，他一边拉一边听，然后嘴里应道：“嗯—嗯，我想这太好了。”
雪尼不解地看着弟弟，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说：“真有意思，当你听到我为你签订了120万美元的合同后，竟然是这样的一种反应。”
卓别林当时确实也有点装腔作势，他用不停地演奏来掩饰他内心的冲动。他是全世界的电影演员中，第一个在1917年夏天签订百万美元以上的合同，跻身百万富翁之列。这件前所未有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不激动是假的。不过此时的卓别林已不同于两年前了，他听到这爆炸性消息后，既清楚它的分量又清楚它不同寻常的含义。这要求他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做得更好，表现得更佳，时间要抓得更紧，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要求更高……总之，神话般地落到口袋中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为了使工作、生活更方便些，他马上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仆人和一个日籍司机。司机当然是在买了汽车之后雇的，那天他在洛杉矶市内，走过一家汽车公司的样品房；看到一辆当时美国最华丽考究的“奇迹”牌汽车，便抬腿进店：“这辆车多少钱？”“四千九百元。”“我要了。”对方吃了一惊，搭讪道：“您应该要看看它的机器。”老板试图再拖一拖，与突然闯进来的阔佬，再谈谈价。
但卓别林的时间抓得很紧，“看不看都一样。”他说完，便马上在购车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因为他急于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开始工作。但他自己还没有制片厂，于是他坐着自己的“奇迹”车去开辟新的奇迹。
第九章第一个独立制片的艺术家
1917年10月，他在好莱坞的正中心位置落日大道与拉布雷亚街拐角处，选中一块好地皮买下。开始建造设备齐全的私人电影制片厂，有摄影棚、胶片冲印间、剪接室和景片制作间。
好莱坞这个电影艺术品的生产地，正在成为作家、导演、演员、音乐家、舞蹈家心目中的艺术乐园与精神圣地。艺术家与艺术商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一些著名作家在这里激发灵感、挥洒笔墨，一些导演与电影、话剧演员在这里勇试身手、占领银幕，一些歌剧、芭蕾舞演员在这里登台献技、展露才情，一些大企业、制片商、影院老板在这里投资买地、淘金掘银。
如规模庞大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经理哈利·科恩，就是靠雇佣失业演员拍廉价影片起家的。而导演亚伯拉罕则承认自己并不爱艺术，只是为赚钱从事这门事业。锡德·格劳曼投巨资建起几座大影剧院，让两辆互相射击的汽车飞驰过洛杉矶街道，车上广告牌上写着“格劳曼百万金元大剧院献映《×××》”，一时轰动加利福尼亚州。他还策划让电影明星们在“中国大剧院”门外的湿水泥地面留下手印脚印，这样，每一个影星留下一个掌印，都会传遍影都、美国乃至世界。这，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1918年的春天来临。1月21日，卓别林的电影制片厂落成揭幕，他成了好莱坞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独立制片的艺术家。他也像锡德·格劳曼那样在厂门前新铺上湿水泥路面，穿着那双出了名的破皮鞋踏了个印记，然后又用他那根出了名的手杖在路面上签下“查尔斯·卓别林”的大名。怀着对电影艺术和个人事业的美好希望，他还在5英亩绿地上种植了柠檬、桔树、桃树和花草…
当时，各国一些到洛杉矶演出、拍片和游历的艺术家、名演员，都慕名拜访了卓别林，参观了他的制片厂。如澳大利亚女高音歌剧演员梅尔芭夫人、曾任波兰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钢琴演奏家、作曲家巴德莱夫斯基、俄罗斯巴芭舞演员兼作曲家尼津斯基、俄罗斯女芭蕾舞明星帕芙洛娃等。这些操着各国语言的艺术家们，同时也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本门艺术的精华。
卓别林通过观看各门类艺术代表人物的演出，通过与这些享有世界声誉的名家们的交往，触类旁通，了解学习了各门